封从德：外界需要了解真实情况

德国之声：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六·四"的专著，叫《六·四日记》。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以及您的写作初衷？

封从德：这本书当然是为了披露89年的真相，尤其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学生组织内部的组织过程和决策过程。因为我89年基本上参加了所有重要的组织，像北大筹委会、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和广场指挥部，最后还有联席会议的一些决策过程。这本书是在18年前就写好了，是备忘录性质的。从去年开始我又补充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十几年积累下来的这十几年的回忆、对"六·四"的研究等一些资料，还有其他人回忆的角度，增加了大概有六万字的注。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两部分，一个是运动内部组织的过程，讲的比较详细；第二，作为当事人，我个人的回忆。在"六·四"后的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里，我赶紧做好的回忆，在十八年以后重新整理，增加了比较客观和带有研究性质的六万字的注。希望能保证这本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讲到其实您这本书在18年前就写好了，为什么您没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备忘录出版呢？因为那时候人们对"六·四"的记忆可能还新鲜些。

封从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想让它更准确一些，所以后来我又组织同学在巴黎开了一个会，在93年出版了《回顾与反思》。这些都用来补充修订我不准确的地方。拖这么长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涉及到事实的真实状况不一定是外界容易接受的。因为外界已经有了很多不太正确的第一印象。因为很多人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媒体、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般来说，记者喜欢看到的都是热闹的场面，而且是混乱的信息，再加上记者能遇到的一些当事人，他们当时并不是在内部起到较大作用的同学，而是一些比较喜欢找记者的人。他们让记者产生了误会，以为他们是所谓的负责人、学生领袖。这里面有很多误会。但是当时还有很多同学还在国内或者还在监狱里边，有些话就不好说。那样说的话就好像是在批评他们一样。但是二十年了，我想真实的状况还是需要外界知道才行。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德国之声："六·四"民主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这些年中，民间有许多人试图去寻找当年的真相，比如拍摄一些记录片如《天安门》。但是片子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争议，特别是有关采访柴玲的这一段，也导致柴玲成为"六·四"学运学生领袖中最具争议的人物。您最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向相关纪录片制作公司提出了质疑。您质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封从德：其实这个电影在95年引起报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质疑。我当时在《世界日报》上，还有我后来出的一本书《天安门之争》里边来质疑《天安门》对这段历史处理的手法。我想，最大的问题可以归结这么四点：第一它是断章取义。它把柴玲私下的一段录像--柴玲当时是想做一个遗言，然后跑到南方去发动比较危险的联省自治，所以留下了这个录音--前后剪掉四十多分钟，而且把对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美国留学生，另一个是香港《天天日报》的记者--讲的两个不同的话剪接到一起。这就变成了前半句话说，广场的同学等待着流血，而另外一句话就变成我自己要求生。这样凑在一起就达到了很强烈的妖魔化效果。第二个大问题是《天安门》这个电影不光这样剪接，它还把别人的话变成柴玲的话。比如柴玲说，那天XXX来找我，他说要怎么怎么样，比如要自焚。它就把"XXX来找我"掐头去尾，把"他说"也剪掉。这当然不符合历史纪录片最根本的道德规范。

第三个更大的问题是，在我看来这个电影有着很强烈的自己的想法。所以它选的采访人有很强的选择性。最典型的就是在知识分子里几乎就只选戴晴。当时对我们真正有影响的人，戴晴还真不是，真正影响大的像严家其、方励之、许良英、包遵信、郑义，还有外界根本不知道的几个人。这些知识分子在《天安门》里边却没有他们的声音。唯一的只有戴晴。而在我的分析里，《天安门》电影里想借戴晴的口表达一个观点，"六·四"的血腥悲剧其实是两方的极端分子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极端非理性的政府，另一方面是极端非理性的学生。第四个问题就是它运用了非常多的对比的手法。那是非常不平衡的选材。这样的做法会导致电影整体上会误导很多观众，形成很多虚假的概念。

德国之声：您所发表的这封公开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人签名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比如国内独立知识分子、作家王力雄就从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角度签署了"纪录片公司发起的公开信"，并且它对"六·四"之后海外民运的一些现象也提出了批评。您对此有什么回应呢？

封从德：王力雄的那个文章我看到了，但是还没有具体去分析。首先我觉得他说的跟我们说的是两回事，而且他基本上是受到制片公司那封信的误导，因为我们实际上不是要限制。我看康瓦他们那个"天安门"网站，上面说我们要做新闻检查，这个完全是误导，跟那个电影一样。它是在误导焦点。我们想谈的是一个平衡的报道。你不可以把别人说的间接引语变成她自己说的直接引语。你不可以把对两个人隔那么长时间讲的话剪接到一起。而且你要反映这段历史，你最好找当时真正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你至少要平衡。我们没有说你不能去发表这种言论，而是说你的内容有问题。有问题的话，你可不可以听一下作为当时当事人所了解的情况？如果你连这些当事人当时所见证的情况都不愿意听，你怎么保证纪录片的全面、客观和公正呢？

采访：洪沙、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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