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從德：外界需要瞭解真實情況

德國之聲：您最近出版了一本關於"六‧四"的專著，叫《六‧四日記》。您能不能介紹一下您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以及您的寫作初衷？

封從德：這本書當然是為了披露89年的真相，尤其是外界基本上不瞭解的學生組織內部的組織過程和決策過程。因為我89年基本上參加了所有重要的組織，像北大籌委會、北高聯、絕食團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最後還有聯席會議的一些決策過程。這本書是在18年前就寫好了，是備忘錄性質的。從去年開始我又補充了另外一部分，就是這十幾年積累下來的這十幾年的回憶、對"六‧四"的研究等一些資料，還有其他人回憶的角度，增加了大概有六萬字的注。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兩部分，一個是運動內部組織的過程，講的比較詳細；第二，作為當事人，我個人的回憶。在"六‧四"後的一年到兩年的時間裡，我趕緊做好的回憶，在十八年以後重新整理，增加了比較客觀和帶有研究性質的六萬字的注。希望能保證這本書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德國之聲：您剛才講到其實您這本書在18年前就寫好了，為什麼您沒在那個時候把這個備忘錄出版呢？因為那時候人們對"六‧四"的記憶可能還新鮮些。

封從德：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想讓它更準確一些，所以後來我又組織同學在巴黎開了一個會，在93年出版了《回顧與反思》。這些都用來補充修訂我不準確的地方。拖這麼長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涉及到事實的真實狀況不一定是外界容易接受的。因為外界已經有了很多不太正確的第一印象。因為很多人對這一事件的瞭解主要是通過媒體、通過記者的報導。一般來說，記者喜歡看到的都是熱鬧的場面，而且是混亂的訊息，再加上記者能遇到的一些當事人，他們當時並不是在內部起到較大作用的同學，而是一些比較喜歡找記者的人。他們讓記者產生了誤會，以為他們是所謂的負責人、學生領袖。這裡面有很多誤會。但是當時還有很多同學還在國內或者還在監獄裡邊，有些話就不好說。那樣說的話就好像是在批評他們一樣。但是二十年了，我想真實的狀況還是需要外界知道才行。這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德國之聲："六‧四"民主運動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這些年中，民間有許多人試圖去尋找當年的真相，比如拍攝一些記錄片如《天安門》。但是片子反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爭議，特別是有關採訪柴玲的這一段，也導致柴玲成為"六‧四"學運學生領袖中最具爭議的人物。您最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向相關紀錄片製作公司提出了質疑。您質疑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

封從德：其實這個電影在95年引起報導時，我就提出了這個質疑。我當時在《世界日報》上，還有我後來出的一本書《天安門之爭》裡邊來質疑《天安門》對這段歷史處理的手法。我想，最大的問題可以歸結這麼四點：第一它是斷章取義。它把柴玲私下的一段錄像--柴玲當時是想做一個遺言，然後跑到南方去發動比較危險的聯省自治，所以留下了這個錄音--前後剪掉四十多分鐘，而且把對兩個不同的人--一個是美國留學生，另一個是香港《天天日報》的記者--講的兩個不同的話剪接到一起。這就變成了前半句話說，廣場的同學等待著流血，而另外一句話就變成我自己要求生。這樣湊在一起就達到了很強烈的妖魔化效果。第二個大問題是《天安門》這個電影不光這樣剪接，它還把別人的話變成柴玲的話。比如柴玲說，那天XXX來找我，他說要怎麼怎麼樣，比如要自焚。它就把"XXX來找我"掐頭去尾，把"他說"也剪掉。這當然不符合歷史紀錄片最根本的道德規範。

第三個更大的問題是，在我看來這個電影有著很強烈的自己的想法。所以它選的採訪人有很強的選擇性。最典型的就是在知識分子裡幾乎就只選戴晴。當時對我們真正有影響的人，戴晴還真不是，真正影響大的像嚴家其、方勵之、許良英、包遵信、鄭義，還有外界根本不知道的幾個人。這些知識分子在《天安門》裡邊卻沒有他們的聲音。唯一的只有戴晴。而在我的分析裡，《天安門》電影裡想借戴晴的口表達一個觀點，"六‧四"的血腥悲劇其實是兩方的極端分子造成的結果：一方面是極端非理性的政府，另一方面是極端非理性的學生。第四個問題就是它運用了非常多的對比的手法。那是非常不平衡的選材。這樣的做法會導致電影整體上會誤導很多觀眾，形成很多虛假的概念。

德國之聲：您所發表的這封公開信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很多人簽名表示支持，但是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比如國內獨立知識分子、作家王力雄就從保障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角度簽署了"紀錄片公司發起的公開信"，並且它對"六‧四"之後海外民運的一些現象也提出了批評。您對此有什麼回應呢？

封從德：王力雄的那個文章我看到了，但是還沒有具體去分析。首先我覺得他說的跟我們說的是兩回事，而且他基本上是受到製片公司那封信的誤導，因為我們實際上不是要限制。我看康瓦他們那個"天安門"網站，上面說我們要做新聞檢查，這個完全是誤導，跟那個電影一樣。它是在誤導焦點。我們想談的是一個平衡的報導。你不可以把別人說的間接引語變成她自己說的直接引語。你不可以把對兩個人隔那麼長時間講的話剪接到一起。而且你要反映這段歷史，你最好找當時真正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你至少要平衡。我們沒有說你不能去發表這種言論，而是說你的內容有問題。有問題的話，你可不可以聽一下作為當時當事人所瞭解的情況？如果你連這些當事人當時所見證的情況都不願意聽，你怎麼保證紀錄片的全面、客觀和公正呢？

採訪：洪沙、石濤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