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劲 序：封从德的坚守

4月14日突然收到老封电邮来的《六四日记》的征求意见稿，我禁不住为老封舒了一口气。从我九零年第一次看见这本书的手稿至今19年了，这次终于要出版了，我打心眼里为老封高兴，我知道这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
记得那时老封和柴玲刚刚逃离中国，在海外受到了英雄式的关注。他们在全美巡回演讲时来到三藩市，被安排住在一家五星级宾馆。但老封却刻意避开媒体的追逐，跑到远在东湾的坎星顿来看我，在我那里住了几天。我那时寄居在一个美国老太太的家里，在附近一家中餐馆打工。那次是我们逃亡后的第一相聚，我们彻夜长谈，一起回顾八九年学运中的伙伴和经历，比较和印证我们的记录。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份手稿（当时好像叫《八九备忘录》），也是第一次深刻感受到老封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与其他知名流亡“学生领袖”不一样的是，老封对媒体的聚光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情绪。一方面，他一直觉得八九学运的辉煌是很多同学们一起付出的结果，对媒体将柴玲和他塑造成明星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对学运以流血失败告终有一种很强的负疚感。再者，出来后在海外看到的大量的报道与他个人经历和记忆的巨大出入也使他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感到疑惑。
在海外媒体对八九学运报道的真实性这方面，我也曾有同样的疑惑。来到海外后我所看到的很多有关报道和回忆录使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当时我也的确因为过度疲劳和对屠杀的震惊而出现了一些失忆的症状），甚者一度怀疑过这场运动的自发性。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意识到，媒体报道里大量戏剧化的描述、对当事人作用的夸大以突出英雄的形象以及把对细节的猜测当作事实来写的手法，很大程度上已经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当然，国内对有关史料的封锁，中共因宣传需要而释放的大量虚假信息，一些当事人因为虚荣或个人需要而编造故事，学运中学生组织（特别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和“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对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严格限制，学生组织在特殊环境中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特别是学运后期领导中心的混乱，进一步增加了揭开八九学运真相的难度。
当然，对老封来讲，解决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当事人都能尊重事实，尽力准确地把个人的经历记录下来，八九学运的真相就可以展现出来了。这也是九一年老封在巴黎召集17名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召开“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的初衷之一。在那次会议上，柴玲、李录、封从德、王超华、梁二、沉彤、张伯笠、白梦、老木、张伦、蔡崇国、辛苦、刘卫、刘燕、杨涛、李兰菊等17名当年的学运骨干汇集在一起​​，花了一周的时间回顾了八九学运期间的经历。我们面对面地回忆、对质和解疑，其间老封的发言主要基于这份手稿。后来老封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出了详细的会议记录，幷在征求了每一个与会者的校对后出版了《八九民运回顾与反思》一书。该书目前仍然是对八九学运中学生方面的组织活动描述最全面和真实的一本史料。
这份手稿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老封是八九学运里唯一一个横跨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绝食团指挥部”、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各界联合会”等核心决策组织幷参与核心决策的“学生领袖”，他的见证无疑给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一个最权威的原始记录。
尽管老封在八九学运的发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比其他组织者们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从来不贪功，也从来没有自认为领袖。他的谦虚和低调使他在流亡早期只是作为“柴玲的丈夫”为人所知。作为学运的组织者，我们都知道在这场民主运动中，其实幷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领袖，也没有人能够以少数人的意志操纵学运。如此大规模、有秩序的学运是无数组织者和普通学生的集体奉献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场民意至上、领袖意志势微的运动，民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是一场个人意见自由发扬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们找到了言论自由的感觉。这也是一场民主实践的运动，学生自治组织在民意基础上存在和发展，以民意为决策依据，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重大的决策。 “学生领袖”们不过是民意代表，一旦他们丧失了民意基础，也就同普通的学生没有两样了。
这份手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老封在其中用毫无修饰的朴实笔触忠实地、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他所做的一切、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以及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让人们可以一窥八九学运中一个核心的组织者、决策者的内心世界，对这个事件的起因、发展和结束以及其中各种各样的决策困境和争议有更深入的了解，为后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八九学运中，老封在同伴眼中是一个认准一个理坚持得近乎偏执的人，也是一个为了理想可以不顾一切地没有城府的人，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刻奋不顾身，也可以在最光荣的时刻舍己而退。他是一个理论家——可以为了一个细小的规则而追究到底，也是一个实干家——可以将别人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但不管他身上有多少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你都会在心里百分之一百地敬重他、信赖他。不管你认为他所坚持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都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他的诚实就象一汪清水，清澈见底。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教导诚实是做人最基本的美德，但做一个诚实的人却是极其不易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虚荣、欲望、仇恨、妒嫉、权力、财富——一点小小的人性缺陷加上一点小小的外部诱惑就可以突破我们的道德底线。直面事实和真相难，直面真实的自我更难。在这本书中，老封毫无忌讳地记录了他在八九学运中的缺陷、幼稚和错误，幷对当时的个人偏见进行详细的注解。而对他的伙伴们，他也毫不吝惜誉美之词和犀利的批评。他这种对原则的坚守成就了他诚实的美德。
在我看来，这份手稿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老封在八九学运中对民主的思考和理解、对学生组织如何在民主的框架内有效运作的思考和努力、对学运的定位和策略的思考和实践，以及后来对八九学运的历史遗产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学运的组织者（包括他个人）在学运中的偏见和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民主运动中个人意志凌驾于群体民意的现象和根源的批判。
虽然八九学运只持续了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幷没有给予组织者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民主实践的活动，但仍然出现了像“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这样比较成熟的自治组织，不仅具有强大民意基础和组织能力，也为学运的发展贡献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在这本书中老封详细记录了他所参与的各学生自治组织成立、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也详细记录了这些组织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早在学运初期老封就是少数几个能从理论上和战略上思考学运发展方向的组织者。他对民主程序的坚持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民主化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言论自由的坚持使北大筹委会广播站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民众自由发言和辩论的平台。他对民意的坚持使他在戒严部队的枪口下，沉着地应用民主程序统一大家的意见，和平地将示威学生和民众带离天安门广场。他从学运一开始就提出成立公开活动的学生自治组织，把学运定位为民主启蒙运动，把学运的目标定为争取校园民主而后扩大到启动全国性的民间自治运动，自下而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原则。这些思路也是这场运动所保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对今天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老封过去20年的人生总结。 20年的人生是漫长的，也是短暂的。当年一起在学运中手挽手激情呐喊的青年人一晃眼都已人到中年了。对于当年的理想，有的人还在坚守，有的人已经背弃了，大多人则是远离，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老封依然是坚守的一员，而且一贯如昔坚守得近乎偏执。从流亡出来后弃理从文专研历史和宗教到零三年十年寒窗获得博士学位；从九一年的《回顾与反思》，到九八年的《天安门之争》、二零零零年的“六四档案”，以至于今天的《六四日记》，在过去的20年里，他的人生悲欢、喜怒哀乐都同这份坚守连在了一起。或许他可以用那顶得之不易的博士帽换个学者的清闲，亦或用他一流的编程能力混个中产的优裕，但他把他浑身可以赖以谋生、甚至发财的技能以及无数的不眠之夜都用在了“六四档案”的网站开发和资料收集上了。这份执着让我汗颜、羞愧。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富裕的人口增加了，建筑设施现代化了，社会文化多元化了，当年学生们所争取的一些自由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八九年所发生的一切也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然而，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当权者仍然不敢勇敢地面对它，仍然在忽视那些受难家属的呼号，仍然在强迫人们忘记那血腥的一幕。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仍然在卖力地诋毁八九学运，扭曲和掩盖历史真相，压抑着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但是，无论当权者能不能面对历史的真相，历史总要向前走，人们迟早会从历史的伤痛中得到教训，中华民族始终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人生的确没有多少个20年，但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20年是极其短暂的一刻。因为有无数的人们还在像老封这样坚守，不管是在行动上还是在心里，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向上的、朝气蓬勃的。
坚守诚实的品德、坚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坚守对理想的追求，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坚守，也是一个理想实践者的坚守。作为八九学运的一员，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为老封的坚守而骄傲！

2009年4月20日
记于美国加州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