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序 | 禁书选读 | DW | 05.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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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选读

余英时 序

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国思想史著作甚丰。

在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中,封从德是我最后遇到的一位。 12年前(1997年)他到普林斯顿来看我,我们有一个下午的谈话。他当时正准备撰写“六四”的历史,征询我的意见。我很坦率地表示了我的犹豫:当事人写亲自参预过的历史很难摆脱主观的成见。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前车之鉴。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之后,写了一部《戊戌政变记》,虽然立即风行天下,但史学界却不承认它是信史。陈寅恪便曾指出:“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所以我建议从德写下他个人的回忆录,那才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但当时我幷不知道,从德早在“六四”后不到两年已写出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八九学运备忘录》。接着在1991年7月,他又邀请了17位流亡海外的“六四”学生在巴黎开了七天的会,集体回顾幷核对了记忆中的种种事件,1993年出版了《回顾与反思》 最后从德又在2001年以后创建了“六四档案”的网站,到现在为止已收集了三千万字文字和五千幅照片。这部《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便是从上述的大批资料中提炼出来的。大体说来,《日记》正文出于《备忘录》而六万字的注释则是到海外以后集思广益的新收获。主观和客观融合为一,这部《日记》确是关于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最详尽的一部记载。
限于时间,我不能对本书多作介绍,但有一句话却不能不说。在我认识的“六四”参与者之中,从德是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位。他参加“六四”出于偶然,但他的内在动力则是始终一贯的。这个“一以贯之”的力量我称之为精神世界的追求。流亡海外之后他的追求表现得极为清楚:他先后出入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当然还有中国流行已久的儒、释、道三教。他最后因为遍读我的先师钱穆先生的著作而皈依于儒家。这一点当然更激动了我的心弦。正是由于他追求的是内在的精神世界,因此他从参加运动之始,便远离名利之场,而默默地在人群喧哗的后面从事于实际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固执于运动自发的本色,拒绝扮演明星。”他悟道很早,所以斩钉截铁地说:“守不住本色,名与利就是最大的毒品,比海洛因还容易让人执着,但将终受其害。”为了要守住“本色”,他事实上超越了运动,但所作所为却又是在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中推动着运动。这确实是儒家的“本色”。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句名言:“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部《日记》完全印证了这八个字!

〇九年四月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