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回应听友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6） 20.09.2010 16:48

有朋友提及四川地震灾区对温家宝的评价问题,我是四川人,我当然听到过不少。以后有机会我会专门就此写文章。不过,«影帝»一书中有提及这部分的内容,比如,温家宝去灾区作秀,但至今没有任何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受法律制裁,相反,调查地震真相的谭作人和黄琦等被捕入狱,许多死难学者的家长上访还被劳教,他能说不知情吗？许多灾民都对温家宝当初调查真相的承诺都嗤之以鼻,甚至骂他“瘟猪‘(四川话中十分难听的骂人的话)。听说德国之声计划播出廖亦武的作品,廖兄有一本«地震疯人院»,是他深入灾区采访的力作,他与数百名灾民吃住在一起数月,才写出如此泣血之作。书中记载了不少灾民对中共政权和温家宝的看法,那是第一手资料,不妨参考。

最近中国民间对温家宝政改的讲话的争论升级,许多对体制尚有希望的人士,纷纷开会或撰文,立挺温家宝,甚至说“挺温就是挺我们自己”,包括不少我曾经看好的学者、律师都是如此。他们认为即便温家宝说的是空话,但要利用他,假戏真做,推动政改的实现。但是,究竟是民间利用温家宝,还是温家宝利用民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说真话,而不是搞权谋。由此可见,中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和民间舆论,上头有一两句好听的话,下面便激动地忘形了。而真正看出温家宝的真实面目的人寥寥无几,我推荐大家看何清涟女士的新作«被拼接与幻化出来的“温、胡政改”»。她指出:“自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深圳放了一响“政治体制改革”的空炮之后,海内外部分带有异议色彩的“自由派”人士开始了新一轮“比傻游戏”。这轮“比傻游戏”内容与以前历次不同,以前是比谁能更好地骗别人,这一轮比的是谁能更象模象样地骗自己。参与者根本不管温、胡两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究竟有何表述,只管自说自话地从中敷衍出五彩缤纷的政改幻象。如果谁敢表示不相信,就有人写文章痛骂这些不参加比傻游戏的人包藏祸心,一心盼望中国发生动乱 。如此一场闹剧,倒也算得上当代中国当代一大奇观。”

«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当然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和不完善的地方。我原计划是在11月出版,这样可以有更多修订和补充,也会有一些更佳的篇目。只是突然受到北京国保的骚扰与恐吓,我才不得不提前出版,以避免夜长梦多,有变数出现,所以这本书有一些遗憾存在。

有人居然在留言中攻击我的信仰,我对这样的言论深表遗憾。希望这样的人士学会尊重别人的信仰,学会政教分离的原则,一个基督徒难道就不能批评专制制度吗？德国伟大的神学家、牧师潘霍华,甚至还参与推翻希特勒的活动,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你能说他不是基督徒吗？其次,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只有上帝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判断,包括我,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如果有朋友愿意在其他场合与我讨论信仰的问题,我十分乐意分享我个人的心路历程。

温家宝是政府首脑,不能光说不做,对他的判断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推行了什么政策;我是独立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

鲍彤先生跟我谈及十三大前夕报告的起草的往事,他说那时候他们对政改有许多具体的设计和努力,比如推动党政分开,比如党内民主(中央委员相当数量的差额选举),比如人大走向独立,比如新闻管制宽松等等。但是,与之相比,今天温家宝关于政改的讲话,全部是邓小平说过的空话和套话,没有任何具体的实质性的内容,连宪政二字都不提。

把越南总理与中国总理比较:今年3月,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颁布“申报财产”法 令,从4月份起实施,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必须公布收入、财产及个人帐户、财务。中央、各省市和各县机关、公立事业单位、政 治社会组织以及军队和公安系统的副科长和相当于副科级以上的干部有申报财产的义务;须申报财产和收入的还包括国营经济集团、总公司和公司董事会和经理部领 导成员。越共总书记都得按法律要求申报个人财产和收入。而此时的中国,“申报财产”法已经被呼吁了24年,温家宝为什么不实施呢,不敢让他人公布,至少自己公布一下吧？他的妻子和儿子的财产有多少呢？

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师发信给我说:中共半个世纪以来都 是嘴里叫得响,实际行动完全另一样。我们要看温对天安门母亲有什么行动。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就随大溜叫好,不是太傻了吗？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5）：15.09.2010 02:23

我已经多次解释,我在去年就已经在香港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我是先批评第一号人物胡锦涛,再批评第二号人物温家宝的。而且,在«影帝»一书中,我在很多文章中也将胡温一起批评。所以,有人说我是帮助胡锦涛打击温家宝,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厚黑学和斗争哲学,实在不了解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一切权力。

批评温家宝这样的政府首席公务员,每一个公民都有能力和资格,我也是人民之一员,人民的声音就是众声喧哗的,没有所谓的人民的统一的声音。

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我对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也并非一味认同,亦有相当之批评,如西方之跨国公司(如雅虎)与中共合作之丑行,我亦撰文批评。不过,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我的批评的重点是在中国的当权者。如果我是德国知识分子,我当然重点批评德国政府。如果我是美国知识分子,我当然重点批评美国政府。

愤青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八九之后当局长期宣传教育的恶果。我感到目前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暗潮汹涌,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道路具有严重的危害。类似于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共和国末期的社会氛围。

陈光诚刑满释放回家之后,仍然被囚禁在家中,数十个政府雇佣的流氓包围他的家,连去医院治病都不能。如果说释放刘晓波,温家宝有心无力,那么改善陈光诚的处境,还陈光诚以自由,他总可以做到吧,不过是让秘书打一个电话,他为什么不做呢？

近来很多文章刻意夸大胡温之分歧,纯属异想天开。胡温合作之密切,仅次于昔日之毛周,在毛周之后从所未有。所以,胡温当政以来,中国才在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方面大幅倒退,是胡温合力的结果。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4）：10.09.2010 02:41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当权者，不能要求知识分子也成为实践者，更何况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现实条件。所以，那种“你当了总理未必比温家宝干得好”的设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按照这种思路，任何批评者都得保持沉默了，比如，你要批评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话，就会遇到这样的反问：如果你上场踢一下，能不能比他踢得更好呢？

我当然看了BBC和VOA等论坛上的各种留言，我发现跟德国之声上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差不多三四成的看法是不同意我对温家宝的批评，这很正常。如果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在中国就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我也就没有必要再来写这本书了。我写这本书，正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当然，还有一成左右的留言充满了恶意的攻击和谩骂，我也早就习以为常，许多同胞还没有学会平等和理性地跟他人讨论问题，对此我只能深表遗憾。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之后，马上出现了渭南警察赴京抓捕作家、珲春空难中警察扣押记者等事件，这难道还不说明当局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吗？

有人将温家宝与赵紫阳相提并论，赵没有讲温家宝这么多好听的话，但赵切实提出政改的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人大扩权等，还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而温家宝的政改讲话空洞无物，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内容。

胡温上台时，取消农业税，确实是善政，也应当给予好评。但是，农业税取消之后，没有后续的配套措施，农业税取消导致基层乡一级的财政陷于破产边缘，大量乡村学校被关闭，九年义务教育成为一纸空文，很多农民的孩子无法上学，文盲比例迅速上升。胡温应当对此负责。

放弃胡温内斗的幻想，踏踏实实地推动民间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扩大，从自己做起，让自己活得像个公民，这才是中国未来之希望。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3）：09.09.2010 09:40

我认为，深圳胡温的讲话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不可过度解读为两人存在巨大分歧。胡温一直在唱双簧，无温不成胡，正如无周不成毛。

我认为，德国之声对中国问题的报道和批评并不存在偏差。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坏事，吹捧政府的就是宣传机构了。看看德国媒体对德国政府的批评，比德国之声上看到的对中国的批评尖锐多了。而且，在德国之声上还有许多对德国自身的负面报道呢。

我希望通过《影帝》一书，倡导一种普通公民自由批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风气，布兰代斯说过：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

《影帝》出版之后半个多月以来，我没有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任何骚扰。对于政府这一次面对批评的理性和克制，我给予高度赞赏。我并非一味批评政府，对政府的每一点进步，我也不吝给予充分的肯定。当然，这样的一丁点的言论空间和个人安全，更是每一个公民自己身体力行争取来的，而非政府赏赐的。

我写《影帝》一书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作家，所以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我是基督徒，所以捍卫宗教信仰自由。我不认为《影帝》一书与当前党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有关，我只是提供“一家之言”。

我在推特上看到很多朋友赞扬德国之声《影帝》朗读版的高质量，倍感欣慰，毕竟通过这个窗口让更多朋友了解到了这本“禁书”。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2）07.09.2010 02:41

我对温家宝是不是好人不感兴趣,更何况,什么是好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标准,即便是希特勒,在其情妇、秘书和摄影师眼中,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好人,但这些人对他的评价,并不能改变他的历史地位。对政治人物来说,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的政策对民众而言,造成了好的还是坏的结果。

我认为,批评的自由比批评的对象更重要。我也愿意接受读者的各种批评意见,但不希望有诛心之论和动机揣测,让我们倾听霍姆斯的忠告: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这句话也送给那些辱骂我的人。

希望有一天,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德国之音的朗读版也能被中国大陆的听众不用翻墙就可以听到。

作者余杰回应读者来函（1）02.09.2010 02:41

我对党国领导人的批评,当然是先批评第一号人物,再批评第二号人物,我去年就在香港出版了«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我并不是专门挑选比较“软弱”的温家宝批评,让自己能够比较安全。相反,去年我出版批评胡锦涛的书之后并未受秘密警察的骚扰,而今年在出版批评温家宝的书之前,便受到秘密警察的传讯和恐吓。

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不参加任何民运组织及政党。我从未在任何中国和西方的机构获取经济资助,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我自己的稿费收入,惟有如此,我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和立场。

我在书中强调,我不会温家宝的人品和道德作评价,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看他实施了什么样的政策,而不是推测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次坏”的选择。本来,如果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国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得到切实保障的国家,这本书应当在中国大陆出版,应当被包括被批评者温家宝在内更多大陆读者读到。我并不认为这本书中所有的见解都是正确的,但我坚信,真正的言论自由,是确保那些也许是错误的言论得以畅通无阻地发表。

在朝野上下、海内海外均对温家宝好评如潮之际,我力排众议,完成«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为了阻止此书的出版,北京警方对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兴师动众,出动两辆车、六个人,将我带到警局讯问。审讯我的一个国保头子说,如果你坚持出版这本书,可能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下场会跟刘晓波一样;如果你放弃出版这本书,一切都好说,甚至我们会允许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断然拒绝了国保警察的威逼利诱。对我来说,言论自由与生命一样重要,言论自由是一步也不能退让的。如果这一次屈服了,放弃了这本书的出版;那么,明天他们又会对我说,你不能在香港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后天他们还会对我说,你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访问……他们会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他们用枪命令你放下笔,然后用笔命令你放弃张口说话,然后用嘴命令你消灭人的感情,然后用感情要求你做他们的奴隶。”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身体虽然是自由的,但灵魂已经不由自主地住进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