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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悼念的最后避风港——香港教会陷两难

Phoebe Kong
2022年6月3日

六四33週年,在烛光难以燃点的香港,教会成为少数仍举办悼念活动的地方。香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素来是最积极为六四事件发声的宗教,但如今难度愈来愈高,仍然希望以信仰纪念六四的教徒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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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会曾经连续30年在维园举行大型烛光晚会,被视为香港容纳异见的标志(照片拍摄与2011年6月4日)
支联会曾经连续30年在维园举行大型烛光晚会,被视为香港容纳异见的标志(照片拍摄与2011年6月4日)图像来源: Alex Hofford/dpa/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多年以来,由五月下旬到六四前夕,香港天主教和基督教部分教会和团体,会各自举办悼念六四聚会。自从2020年起,政府以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行晚会后,这些以往不太受公众注目的教会聚会,成为极少数仍可较安全地集体哀悼的地方,甚至吸引非信徒出席。

有消息显示香港警方在如今六四33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一天,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在维多利亚公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进行非法活动”为由,宣布关闭维园部分范围。踏入第三个没有维园烛光晚会的年头,教会由避风港变为风眼中一员。

天主教香港教区传播处在五月下旬表示,今年不会举办六四追思弥撒,因为前线同工及天主教正委对该活动会否触犯国安法感到忧虑。传播处称根据天主教信仰,可用不同方式纪念亡者,私下为亡者祈祷也非常有意义。

同一天早上,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到法庭应讯,晚上他在教堂亲自主持年度的“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弥撒,数百信众早早到场排队,坐满教堂,媒体蜂拥而至。“我们仍要受点磨练、受点苦,是为了忠于我们的信仰。”90岁的陈日君在讲道时如此勉励会众:“可能是在黑暗中,但不要紧,我们等待黎明的到来。”

李先生(化名)是正接受神职人员培训的修生,他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参加这次弥撒有更深切的感受:“(陈日君)枢机被捕一定会愤慨,有火烧眉毛的感觉,但也更激励教友坚持信心。”对于教区不办六四弥撒,他坦言感到有点愕然但表示理解。“去年六四弥撒的字眼已经很隐晦,今年的情况反映白色恐怖恶化,是有压力的。这是一个警号,当局虽然不是硬性禁止做某些事,但所用的方法正在影响宗教自由。”

今年六四适逢星期六,是不少教堂举办恒常弥撒的日子,信徒王小姐说会在当天的弥撒中自行悼念。她向德国之声表示:“因为红线不明朗,不希望圣堂为我们蒙上风险或牺牲,实在太多人被捕了,空间已经收得很窄。”

陈日君身为“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早前因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被国安处拘捕。获保释后,他与一众信托人被指没有为基金注册社团而遭票控。

“每一次当作最后一次”

至于基督教,相关主题的聚会也大幅减少,或以更低调方式进行。其中,举办六四祈祷会多年的循道卫理教会,今年以“为国民求平安”为题,举行仅限数十名教友参加的闭门祈祷会。活动简介指五四运动和六四事件,都在人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他们祈愿上主弥补撕裂、医治创伤。

与会者阿豪告诉德国之声:“现实是在香港已经没什么其他渠道表达哀悼,其他活动都冇没了,祈祷会彷佛变成唯一。”他认为祈祷会的内容很温和,但担心这些少数仍会关注敏感议题的教会,日后面对的危险会愈来愈大。他慨叹:“现在参与的心态是,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国安法实施后,曾经以为很惯常的事情,都有心理准备它忽然会成为禁忌。”

支联会曾经连续30年在维园举行大型烛光晚会,被视为香港容纳异见的标志。陈日君枢机、朱耀明牧师等,以往都高调为平反六四发声。经历公民组织瓦解潮,今年是支联会解散后首个六四纪念日,亦是第一次没有团体申请在维园办悼念活动。

昔日每逢五月底,支联会领袖们总是忙于筹办活动,今年此时却因被控煽动顛復国家政权罪身陷囹圄,前副主席邹幸彤只能在法庭犯人栏中高喊“毋忘六四”口号。座落于大学校园的六四地标,包括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等,已一一被移除。

今年在六四前一週,318名基督教领袖和信徒实名联署刊登纪念祷文,称:“悼念这个不能忘记,不能磨灭的历史记号。好让渴求和平,公义与自由的初心与热忱,不在危难和压力下消散。”祷文写道:“我们的眼涙并未流乾,我们的忧思仍未抹除。每当记起八九年的景象和面容,在那个伤心的六月天,梦断京华,天涯路远,我们岂能沉默闭口。我们哭泣,我们忐忑,但我们仍能坚持,期待著化苦难为祝福的黎明来临。”

由陈日君枢机(右一)被捕,到蔓延教会的寒蝉效应,梵蒂冈的取态备受关注(资料图片)
由陈日君枢机(右一)被捕,到蔓延教会的寒蝉效应,梵蒂冈的取态备受关注(资料图片)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dpa/dpaweb

大局意识主导教廷取态

教会是否敢于悼念六四,被评论者视为香港宗教自由状况的风向标之一。《明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香港圣公会教省前秘书长管浩鸣近期表示,他不认为国安法为教会带来压力,若只为个别事件祈祷毋须太担心,但“当中不是鼓吹什么,不是要翻旧帐”。

不过事实上,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接近两年,它对教会的影响也渐渐浮现。投入天主教群体多年的信徒余小姐认为,普遍教会关心政治的意识并不强,本来也不太多神父会触碰相关问题。可是在国安法下,教会内仅余的敢言声音都慢慢消减。她向德国之声表示:“大家都默默地感受到,祷文少了社会议题,神父讲道时更加忌讳。”

部分天主教团体以往积极关注公共政策,并走在前线组织行动。余小姐指,教区内的关社小组、劳工小组等转趋不活跃,当中很多成员因社会局势而移民他国。她举例:“甚至有支援求职的小组都解散了,除了成员离开,也有恐惧的因素,因为不清楚禁区在哪而解散,即使工作不敏感,也为求安全至上。”她认为,香港政治环境急速转变,教会作为其中一员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教会的社会参与,更加侧重社会和慈惠服务,例如派物资、探访弱势,而非政策倡议。

由陈日君枢机被捕,到蔓延教会的寒蝉效应,梵蒂冈的取态备受关注,尤其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于今年9月到期。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分析,中国的大政策是要把宗教非政治化,令宗教的面向只维持在教理层面。他告诉德国之声:“梵蒂冈想保持宗教政策的便利,就要慢慢向非政治化一途靠拢。而中国定下的游戏规则--不干涉内政、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勾结外国势力,这些众多红线,相信教廷都会计算和避开。”他认为即使中梵协议再续约都只是表面文章,真正主导中梵关系的是这种“大局意识”。

受访的信徒都异口同声表示,对宗教自由前景不感乐观,他们可以做只是把握每一天活出信仰。余小姐说:“信仰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平安,可能是困难重重。你背著十字架生活,跟你把它挂在胸口当装饰是两回事,如果你真的做前者,它本来就是个很沉重的信仰。” 

上万港人限聚令下悼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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