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德國：幼教工作者忍無可忍

（德國之聲中文網）對德國人來說，我是一個典型的烏鴉媽媽（Rabenmutter）。這個詞大概是德語的獨有，意思是說生了孩子仍然全天上班，對孩子不管不顧，是個徹頭徹尾的貶義詞。這個詞存在的本身也說明這樣的媽媽是例外。幾十年前，德國媽媽一般都是三K黨的成員，因為她們的三個生活重心都以字母K打頭兒：孩子（Kind）、廚房（Küche）、教堂（Kirche）。女權運動催生了婦女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生育之後繼續工作，但大多數選擇半職。因此二十年前的幼兒園很多只開半天，孩子不過在那裡寄存四個小時。既然是寄存，對阿姨沒有什麼要求，不出事故就行了。

後來烏鴉媽媽多起來，全天制幼兒園也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果孩子一天當中的主要時間都在幼兒園渡過，那麼寄存式托幼就明顯不足了。再加上前些年德國中學生在國際測試中表現欠佳，教育學家認為這也是不重視學前教育的結果。於是乎，父母和社會對幼兒園阿姨另眼相看，尊稱她們為"幼教工作者"，對她們的期待值越來越高。

學前識字？- 萬萬使不得

我親身經歷了德國幼兒園的變遷。十幾年前把大女兒送到一家市立幼兒園，園長大概屬於寄存式托幼的最後一批維護者。當家長會上有媽媽問她如何對待想識字的孩子時，園長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鼓勵孩子認字，那是他們上學以後的任務。不然老師還可能怪罪我們亂教呢。"那次家長會之後，我開始逐家察看方圓五公里之內的幼兒園。最讓我滿意的是一傢俬立機構，只有40個孩子，分兩班，6名幼教人員，另加兩名實習生，還有一位廚娘。與市立幼兒園兩人負責25個孩子的比例對照，這裡簡直是天堂一般。當女兒兩個月後收到錄取通知書時，我感覺像中了彩。

從那以後，我這個烏鴉媽媽早上把女兒送到幼兒園時，再不受良心的譴責了。老師帶孩子們唱歌、繪畫、演戲；去公園、動物園；參觀水電站、消防站。學前班的孩子們地位特殊，他們有自己專用的小桌，大家一起讀書、算算術，還可以報名參加游泳班。幼兒園生涯的最高潮是艾菲爾山區探險和在幼兒園過夜。在"結業"典禮上，每對父母得到一個厚厚的文件夾：裡面有老師三年裡捕捉的精彩鏡頭，有孩子們的畫作，還有老師的臨別贈言。沒有一位父母不是眼淚汪汪的。

這樣的服務是有代價的，每個孩子的月托費大約一千歐元。說是私立幼兒園，90%以上的費用仍然由市裡出。家長的額外貢獻用於聘請幼教工作者，這才有了8名成人（包括實習生）管理40個孩子的奢侈比例。

薪水與責任脫鉤

不過，他們的收入與市立幼兒園的老師們一樣微薄。儘管過去6年裡幼教者的薪水增長了30%，其月薪仍然只有2500歐元（淨收入不到1500），明顯低於德國人的平均值（2900歐元）。這在生活費用高的大城市只夠支付房租，養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幼教工作者基本沒有升遷的機會，這也是該職業對男人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可以說，幼教職業的薪水停留在了保姆的水準，對他們的要求卻在逐年上升。比如他們有責任提高移民子女的德語水準，幫助他們融入德國社會；他們還應當發現家庭暴力的蛛絲馬跡，及時與青年局聯絡。為此，他們需要不斷進修，提升業務素質。我問朋友圈裡的幼教者，為什麼選擇了這樣吃力不討好的職業？回答一般都是就愛這一行。看來德國幼教者當中的理想主義者居多。

現在，這些理想主義者終於忍無可忍了。他們要求自己的工作得到社會更多的認可，要求提高起薪，相當於漲薪10%，為此展開的無限期罷工已經持續兩周。地方政府 - 德國24萬幼教和社會工作者的僱主 - 迄今態度強硬，一口咬定沒錢。這很奇怪，德國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嗎？德國的稅收不是月月創紀錄嗎？

德國幼教者的收入已陷入怪圈。幼教傳統上不是一個需要大學文憑的職業（目前每20位幼教者中只有一人讀過教育學），德國又是一個一個特別看重文憑的國家，這注定了幼教者的地位和薪水不可能優越；但德國政界又沒人張羅著學習法國、瑞典和日本的榜樣，將幼教變成以大學畢業為前提的職業，因為現在地方政府連提薪都說沒錢，怎麼會付給他們大學畢業生的薪水呢？

形式重於內容

要跳出這個怪圈，需要徹底改變"幼教者不過是看看小孩子"的觀念，還需要改變一下政治的側重點。德國每年為家庭政策的開支高達兩千億歐元。政府每推行一項善舉，便為之發明新的官僚機器。比如上屆政府制定了旨在增加社會底層兒童受教育機會的一攬子計劃。低收入家庭孩子們的業餘補課或是課外活動可以報銷。但申請的官僚手續極為繁瑣，國家單為此一攬子計劃就抽調了一萬名全職公務員，每年的人員開支接近9億歐元。而為幼教者提薪10%的費用不過12億。

我撥通了女兒們昔日幼兒園的電話，園長依舊。短暫寒暄之後，我聽著背景中的喧鬧聲，問她為什麼沒有參加罷工。她說私立幼兒園的員工沒有這個權利，但她衷心希望罷工的同事們成功。

作者簡介：張丹紅出生於北京，在德國生活二十多年。她把對德國社會的觀察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