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北者：通往自由的道路

（德國之聲中文網）"當我第一次踏上韓國的土地時，我覺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我能感覺到社會和文化的強烈差異。"這是現年29歲的金承哲（音，Kim Sung-Chul）在2007年成功逃往韓國後的感想。

金承哲來自北韓咸鏡北道，1998年父親過世後，他的母親決定赴中國"賺點錢貼補家用"。母親離家後，他被送往當地的孤兒院。金承哲回憶在孤兒院的日子時說，每日他必須辛苦勞動，經常食不果腹。三年後，他的母親因非法打工而被中國政府遣返，隨後於2001年帶著金承哲再次逃離北韓前往中國。

金承哲的脫北路途並不順遂。他曾四次遭到遣返，並遭受北韓當局的審訊和毒打。但由於年紀尚輕而幸運逃過死刑，最終被送往勞改營。每次脫北他都是等待邊防人員換班或不注意時闖過邊界，若中朝間的江水結冰便徒步前進，春夏季則游泳渡江。在最後一次逃離北韓時，他隻身游過圖門江，藏匿在中國吉林省和龍市，最後在中介的幫助下，輾轉經由柬埔寨前往韓國。

金承哲和許多脫北者相同，為了追尋更好的未來，甚至是為了逃脫政府的壓迫或處決而去國離家。根據韓國統一部2013年所公佈的數據，截至目前為止共有約2萬5000名北韓人定居於韓國，另有約5000名脫北者合法居住在其它國家。此外，多個人權組織表示，現今有許多脫北者居住於中國，但礙於中國政府不承認其難民身份，一旦被抓獲便將遭到遣返，因此至今難以取得在華脫北者人數的統計數據。

由飢荒而起的逃亡潮

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北韓頓失重要盟友，經濟隨之惡化。接踵而來的是9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嚴重飢荒，脫北的難民人數自此開始增加。國際危機組織指出，1950年至1998年前往韓國的脫北人數為947人，但單是1999年至2001年間便有1043人逃離北韓。此後脫北者人數不斷增加，人數最高的一年為2009年，共有2927人抵達韓國。

根據統計，近年來的脫北者年齡多介於20至40歲之間，其中以女性居多。總部設於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北韓人權委員會（HRNK）執行董事長斯克爾勒托（Greg Scarlatoiu）解釋道，由於北韓在90年代開始糧食和物資配給制，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在非官方市場上進行交易，許多婦女前往中國打工試圖養家活口，因此女性脫北者的比例不斷增加。在本世紀初期時，脫北者性別仍相當平均，但女性人數逐年增加，2006年後，女性脫北者的比例皆佔總人數的70%以上。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部副主任羅伯遜（Phil Robertson ）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介紹道，最常見的脫北路徑是穿越中朝邊境後經由寮國前往韓國。部分脫北者則會行經柬埔寨、越南或泰國，一些脫北者甚至在渡過湄公河後直接前往泰國警局自首。泰國並不承認脫北者為難民，他們在當地被以 "非法入境"的罪名受到法院判決以及短暫拘留後，泰國當局會將脫北者交由韓國領事館處理，安排他們前往韓國。

脫北的昂貴代價

一般而言，脫北者除了自行冒險穿越中朝邊境之外，部分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和中介也協助北韓人脫北。脫北後前往韓國所需的時間約為數月至數年不等。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主要以募款取得資金，而中介則收取數千以至上萬元美金不等的價格作為報酬。這筆金額對於生活在北韓的人民而言並非小數目。部分北韓人在韓國或在中國延邊北韓族自治州已有親戚。這些親戚支付中介費用，幫助其親人逃離北韓。北韓境內的非官方物資交易市場也是當地民眾籌措金錢的方式。也有脫北者先行與中介達成協議，在抵達目的地後打工以支付報酬。

金承哲表示，他在取得韓國公民權後又打了一年零工，以清償約3500美金的中介費用。另一名於1999年由中介帶往中國的脫北女性漢娜（化名）則稱，她在中國以偽造證件非法打工7年後才有能力支付近8000美元的中介費，隨後搭船前往韓國。

由於沒有合法證件，許多脫北者只能徒步前進，在部分地區則搭乘汽車、火車、船隻等較能逃避證件檢查的交通工具。以金承哲為例，他在中國境內為了躲避警方盤查而多選擇步行，後搭乘火車進入柬埔寨，並在一處由韓國傳教士所設立的庇護所躲藏了六個月。

根據國際危機組織的一份報告，過去許多北韓人在到達韓國後，以韓國政府所發放的定居補助金支付中介。為了防止更多中介以此形式賺取金錢，韓國政府遂將一次性支付的款項改為分次發放。這也造成脫北者債務纏身的窘境，部分女性甚至因此進入色情行業，以盡快償還欠款。事實上，不少北韓女性在被帶入中國後便被販賣給農村地區的單身男性為妻，或落入人蛇集團手中，被迫從事性工作。

金正恩嚴防人民脫北

斯克爾勒托表示，近年來，金錢越發成為左右脫北的重要關鍵。自金正恩上台後，為了防止脫北人數增加，北韓和中國皆加強了邊境管制，並裝設了監控攝影頭。他指出，從事脫北工作的中介多為北韓人或居住於中國的北韓族人，他們通常與北韓當局的官員或邊防人員有暗中交易，利用收買和賄賂的方式讓中朝邊境管制人員對脫北者睜隻眼閉隻眼。但隨著邊界加裝攝影鏡頭，邊防人員的輪替更為頻繁，中介不僅難以與其建立關係，甚至在攝影鏡頭的監視下，需要賄賂的人數比以往更多，脫北的困難度和所需金額隨之升高。斯克爾勒托說：

 "2012年的抵達韓國的脫北者人數減少至1509人。與2011年相比，人數急速下降近40%。原因在於金正恩正處於鞏固權力的階段，從金氏政權的角度看來，逃亡海外的北韓人對其造成極大的不便。因為他們對國際媒體和公眾發言，告訴外界北韓侵犯人權的行為。"

此外，北韓政府也注意到，脫北者能透過秘密管道聯絡其家人，為家人提供經濟援助，將外界的訊息帶入北韓。不少中介不僅帶領北韓難民出逃，甚至也專門提供"通訊服務"。現年35歲的漢娜表示，她在5年前最後一次與家人聯繫。中介將一隻中國手機帶入北韓並前往她的父母家中，雙方進行了短暫通話。不少脫北者利用此類方式與親友取得聯絡，或將金錢寄回北韓。

因雙親仍在北韓，漢娜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拒絕透露真名。1999年她在中介的慫恿下離開北韓。中介告訴她，在中國打工能賺到比北韓高三倍的薪水。漢娜原本僅打算在中國工作三個月便返國，和許多脫北者相同，她並不知道自己無法再次返鄉。她表示，由於北韓政府只發現她失蹤，無法得知她的具體去向，所以家人並未受到牽連。

另一名在9歲時隨家人脫北的金伊凡（Evan Kim）則表示："我們在北韓的親戚暫時丟了工作一年，社會地位也稍微下降。但我的家族是北韓少數擁有極高特權的家族之一，所以他們受到的懲罰並不是太重。"北韓至今仍實行階級制度，地位較"低下"的北韓人可能因為家中有人脫北而被送往勞改營，甚至遭到處決。

中國不願承認脫北者難民身份

中國是絕大多數脫北者必經的路途。但中國並不願承認脫北者為難民，僅將其定位為"非法經濟移民"，一旦捕獲北韓人便將其遣返。人權團體批評中國在1982年簽署了1951年訂立的《難民地位公約》和1967年的《難民地位議定書》後，卻不願履行對北韓難民的義務。根據公約，若任何人在離開原屬國國界時並非難民，但被遣返後即可能遭到囚禁、殘酷懲罰、虐待或處死，便符合成為"就地難民"（refugee sur place）的資格，應予以庇護。

據人權觀察組織的調查，脫北者在被遣返北韓後會被送往國家安全保衛部接受審訊，而被懷疑曾經與傳教士或韓國人有過接觸的脫北者會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因此，即使脫北者在被捕獲前有意前往韓國，在被審訊時也仍堅稱只是在中國做生意。人權觀察的羅伯遜稱，中國政府時常大規模搜捕北韓難民，並制定獎懲制度，鼓勵民眾進行檢舉；除了賄賂地方警察外，北韓人若被查獲幾乎只能等待被遣送。中國對待北韓難民的政策使藏匿在華的脫北者處境艱難。北韓婦女與中國男性通婚生下的子女無法報戶口，無法獲得醫療及社會福利和受教權。而許多脫北者在落入人販子手中後，更無法向當地警方求援。他敦促中國政府承認其對北韓難民的義務，並呼籲各界持續向中國施壓："各方必須加強對中國施壓的力度，使其明白他們無權任意修改人權公約，在不符合所謂國家利益時便忽視人權。"

新生活的開端

根據多個人權組織的調查，多數脫北者會將韓國視為最終目的地，不只是因為語言相通，韓國政府也為脫北者提供庇護。韓國憲法明文規定，大韓民國的領土包含整個朝鮮半島及周邊島嶼，因此也賦予北韓人民公民權。在抵達韓國後，脫北者將被送往安置地點一至兩個月，交由國家情報院和統一部問訊，並進行健康檢查。在確定脫北者並非北韓間諜後，他們必須進入為其設立的特殊培訓機構"統一院"（Hanawon），接受12周的身心理輔導，學習在韓國生活的基本須知，並獲得就職咨詢和培訓。離開"統一院"後，脫北者將能獲得教育、就業、住所、社會福利等補助。

即使如此，適應韓國社會仍是一個艱難緩慢的過程。進入韓國社會的脫北者可能受到當地民眾的歧視或就業困難。金伊凡稱，他在年幼前往韓國時便努力矯正北韓口音，從未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來歷："北韓人經常因為出身受到歧視。我不想讓朋友或周遭的人們得知我來自北韓，使他們覺得我是下等人。"

曾在韓國生活多年的斯克爾勒托分析道，脫北者必須學習適應如何在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社會中的全新生活，而韓國民眾雖然逐漸習慣重新定居在韓國的北韓同胞，但仍未做好接受大批脫北者的準備。

國際危機組織認為，韓國政府必須傾聽脫北者及公民團體的意見，確定頒發的補助款貼近北韓定居者的需求，並提升韓國民眾包容脫北者的意識，同時強化反歧視法規。人權團體也呼籲國際社會，對更多的北韓難民伸出援手，並與韓國政府合作，給予其所需的幫助。

作者：張筠青

責編：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