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給文化交流更多空間」

德國之聲：汪先生，您2000-2001曾在柏林生活一年，時常來到這裡。此行您的身份是"對話"會議的演講人。德中之間的對話已經持續了幾百年，從17世紀萊布尼茨開始。您如何評判今天兩國間文化交流的多樣性？

汪暉：（兩國間的）經濟交流自然是很強大，但是此外也存在一個非常廣泛的文化交流：德國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活動；在中國，歌德學院等機構也組織了不少活動。很多時候，活動也邀請來自中、德以外第三方國家的民眾參加。

您是否在幾年前曾批評德中間的對話有些片面？批評德國知識分子雖然前往中國，但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對中國議題感興趣？

我不記得自己曾說過這樣的話，但這是有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對話不一定能夠成形。不過根本上來說，這是一種歷史現象，和個人沒有太大關係。從19世紀末期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特別感興趣，包括各個方面：文化、技術、科學及其它領域。因此，我們迫不及待地翻譯了那麼多西方作品。對比中國的西方譯作和西方的中國譯作時，這種不對等非常明顯。

這種不對等是如何產生的？

德國有一些很優秀的中國學者，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瞭解相對較少。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社會對於西方的瞭解要多地多。

另一個原因在於學術界的結構，其根基依然在西方。我認為，這一點必須要改變。當然考慮到語言問題，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德國學者還是中國學者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此外，當我們談到對話問題、特別是跨文化對話時，我們習慣於在一個非常固定的框架內探討，例如在猶太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的框架內。而交流也總是以這些視角作為出發點。然而今天，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我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常出行，從很多人身上學習。我雖然是中國人，是一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但我不會說，自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因為我言論和思想的很大一部分，其本質並非中國文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正面臨一個新局面：在這個非常靈活的時代，必須要求一個進行對話交流的學者理解其自身的複雜性，這非常非常重要。

在德國，有人稱您為"中國的哈貝馬斯"。這可能是因為您二位社會地位的類似，畢竟您作為（中國）"新左派"的領軍人物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聽到類似的比較時，您作何感想？

哈貝馬斯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我很尊敬他……

您二位曾多次相遇……

是的。我年輕時曾為《讀書》雜誌翻譯他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我不明白，人們為何會將我們兩人相提並論。

我想，是因為與您在中國一樣，哈貝馬斯在德國也被看作是左派思想的領軍人數……

人們把我和"新左派"聯在一起。然而我不認同這個概念（"新左派"），也不會這樣稱呼自己。這是因為，在當今要定義"左派"這個概念非常難--特別是鑑於"左"在20世紀的中國擁有與這裡完全不同的含義。我更傾向於說自己代表著一種新的批判思維。我認為，這很重要。在90年代新自由化的高峰，我對社會公平性和社會不平等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評。這導致了一些知識分子把我稱為"新左派"。與此同時，我在近12年的時間裡擔任《讀書》雜誌的出版人。

直到2007年……

在這個時期，我們組織了很多輪討論會。討論參與者的背景差異很大，不僅僅來自"左派"陣營。我們探討了一系列題目，例如社會不公正、環境問題、性別問題、民族主義問題--這些議題當時就得到了廣泛討論。

《讀書》也涉及了很多政治議題？

是的。另外，該雜誌在當時成為一種公共論壇，也面向外國參與者。哈貝馬斯也曾參與這樣一場圓桌對話，我們後來在雜誌中發表了那次對話。很多來自德國、北美和拉丁美洲、印度、非洲、日本、香港和台灣的知識分子曾在中國參與討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那是一種真正的對話。

您認為，這是否正是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在其此次與會演講中所提到的公民社會間必要的對話？

是的，當然是。這樣的對話已經佔據了公共空間。

如今，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抱怨，社會生活被經濟發展主導。拋開學術圈來看，中國喪失了其文化記憶。您認為，在當今中國，文化和文化記憶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我同意您所說的，一切圍著經濟轉。我曾對此表示，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思考目前的發展模式，我們需要一場針對該議題的文化爭論。

關於文化記憶：一方面可以確定，在市場經濟下，一切都只從物質角度出發。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的文化記憶正在經歷復興。（中國）各地開辦了數千家博物館……這是我們文化記憶重生的第一個訊號。

但是與此同時，有文化遺產被毀，老樓和老村莊被拆。

這是城市化的一部分。我們也因此需要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文化反思。我們不能只把東西送進博物館，我們也要反思我們的生活哲學、生活方式。目前這兩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很多東西被毀；另一方面，我們文化遺產的維護和復興也在進行。

在一個全球化世界，您對德中之間的對話交流有哪些期許？

我希望有一個新的公共空間，不僅僅是一種對話，而是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中、德知識分子可以合作組織活動、發展項目。這目前已經有所啟動，但還很少。為此，我們真正需要共同的智慧。我們必須先通過討論，找到共同的項目和共同的出發點--這不一定意味著沒有分歧。我常來這裡，我在這裡有很多朋友--德國朋友。當我們對話時，我們不會想著自己是中國人、德國人，我們談論各種話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空間，一個我們未來應該擁有的空間。

汪暉是清華大學的中文教授。2007年，著作等身的他入選美國《外交政策》中國和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名單。他在柏林2月23-24日舉行的"對話與另一方的經驗"會議上接受了這次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