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嚴家其談美國的「六四」紀念活動

德國之聲：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在這個時間到來之前，在美國的民運人士成立了"六‧四紀念委員會"。該委員會計劃了很多倡議，包括用各種方式來紀念"六‧四"，在"六‧四"當天所有人都穿白衣服來悼念死難者，確定每年的四月二十七號是中國的民主節，以及公佈"六‧四"事件的民間白皮書。"六‧四"過去幾天了，從您親身經歷來看，美國方面的紀念活動您有什麼親身感覺？

嚴家其：我參加了一部分活動。這兩天實際上在紐約華人中的紀念活動很多。六月四號11點鐘，兩個朋友開車把我帶到華盛頓國會山前面，見到了王丹、柴玲還有方政。我們到主席台上表達了我們紀念"六‧四"的心意。六月四號中午，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也到場。王丹他們因為去參加別的會了，所以那天由楊建利主持。當時有我、柴玲，還有幾位新疆和西藏的朋友。佩洛希議長發表了講話，我也發表了講話。為了去那邊講話，六月三號晚上我實際上沒有睡好。我老想我該怎麼講。我想這麼一個紀念活動是很重要的，我要講的好一點。所以很糟糕的是那天我就沒睡好，第二天都是讓朋友幫我開的車。但臨時讓我講話的時候，我發現頭一個晚上想的都不能在會上講，當時就鼓足勇氣隨口在會上發表了一段演說。在那種場面，話要講好，實際上主要是勇氣和責任。

德國之聲：您當時是怎麼講的呢？

嚴家其：我上台後的第一句話是這麼講的："今天，我在美國歐巴馬總統宣誓就職典禮的地方，悼念"六‧四"，悼念"六‧四"的死難者。我在國會山上悼念"六‧四"，一方面心情非常悲痛，另一方面我在這個地方看到了我們中國的前途和希望。我在這個地方看到美國政府的長期穩定，以及美國的強大是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第一，美國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第二，美國政府的權力受到憲法中法律的限制；第三，美國人民的權力受到憲法中法律的保障。但在今天我們的祖國，就在今天，"天安門母親"要表達她們悲痛的權利都不可能。她們沒有公開表達她們悲痛的權利。我的祖國怎麼可能獲得長期的政治穩定？連這種權利都要剝奪。我的祖國怎麼可能在21世紀強大起來？"

我後來想到，任何一個好的講話，一定要從心裡面講出來。所以我現在想到，現在中國的國家主席每一次講話都是書面語言。那個書面語言發表在《人民日報》當然很好，但它缺少從心裡面冒出來的感情。領導人實際上要對人民充滿感情，才可能使我們的祖國強大起來。如果光憑理性，每句話都沒有問題，但這樣去做事情是做不好的。我想到，在我們的中國，他們在"六‧四"爆發的時候，那麼膽小那麼怕人民，怎麼能使我們國家得到安定呢？那天我還講了這話，明明是場大屠殺，居然被中國說成反革命暴亂。六月四號發生的這件事情，關係到最高權力的更迭，關係到江澤民的上台和趙紫陽的下台。為了這麼一件"大事"，讓趙紫陽和"天安門母親"受這麼大的冤屈。中國的冤假錯案不是層出不窮嗎？對這樣一件事情都沒有正義，中國怎麼會有正義呢？

德國之聲：二十年其實是一代人的年齡。"六‧四"之後的這一代其實都慢慢地長大成人了。由於中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可以說中國很多人都沒辦法來知道這件事情。您剛才提到中國"表面的強大"，經濟實力的提高，很多人都比較重視物質享受，對於政治非常漠然。在這種情況下，您依然覺得自己是充滿樂觀情緒的嗎？

嚴家其：那當然了，而且最近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它在政治民主化前有一段這樣的時期。我舉個簡單例子，法國在十九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也差不多有二十年--也處於這種情況。經濟高速發展，而且是法國工業革命時代，法國的非政治領域的自由化也是空前的，非常自由。但在政治領域裡卻受到嚴格的控制。這種情況到了普法戰爭時就慢慢改變過來了。中國現在這種情況，經濟高速發展，以及經濟和生活領域的自由化，同政治專制主義是並行的。為什麼我有信心？因為這種東西從一個大的方面來看，要突破它是非常難的，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愚蠢的是這些領導人聽不到這些聲音，聽不到全世界憤怒的呼聲。現在大家很憤怒，因為二十年了都不能改變。在二十年以前江澤民當政的時候，大家主要的憤怒都是李鵬、鄧小平的大屠殺。現在的憤怒就是除了是對二十年前大屠殺的悲哀痛苦的流露，還有對中國的領導人為什麼木頭一樣地無動於衷感到憤怒。這個聲音以前我是看不到的。這個憤怒是非常嚴重的。它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所能解決的。不要說中國最高領導人，就是各省領導人、各縣領導人，他們這樣對人民，但人民怎麼能這樣呢？人民的情緒需要得到宣洩，得到表達，需要新聞自由，需要公正。

德國之聲：趙紫陽已經去世多年。在今年"六‧四"有件事情也引起媒體的關注：趙紫陽的一個生前錄音講話被整理成書出版了。不知道您是否看了這本書？

嚴家其：這本書內容我知道，但原件我還沒收到。基本內容我都知道而且非常地瞭解。

德國之聲：您怎麼來評價這本書還有看它出版的這個時機呢？

嚴家其：我認為這個時機很好。趙紫陽的遺言是，他要出版這本書，在他死後出版這本書。死後二十年出版，二十五年出版，和十八十九年出版是一樣的。他把他的想法傳播到全世界來。而現在在美國已經引起非常大的反響。因為它有英文版，全世界都知道。它把整個"六‧四"事件都攤在陽光之下了。而我們說的"陽光政府"，卻要極力掩蓋"六‧四"的真相。這當然不可能的。趙紫陽的聲音傳播到全世界每個角落，而中國看不到這點，以為可以掩蓋，要所謂的"安定"。中國共產黨有些人的做法是非常自私自利的，完全考慮個人權力地位。鄧小平1979年搞改革開放，他不是自私自利，是想挽救這個黨，因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那麼大的災難。但是"六‧四"大屠殺，鄧小平考慮的就是個人。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又是考慮中國共產黨以及整個中國的前途。對於這個事情，今天中國的領導人，我發現他們老關心自己的權力地位，這個國家搞不好的。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裡邊，我相信還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優秀領導人。我感到今天的中國連周恩來那點風度都沒有。周恩來能夠自由自在地說話，談笑風生地接見外賓，談笑風生地同中國的兒童、農民工談話。我感到他們就沒有這種本質。中國共產黨的今天領導人，應該把趙紫陽、胡耀邦當作他們的典範好好學習。他們不是別的人，都是黨的總書記。我看到趙紫陽回憶錄的出版，我想，趙紫陽的冤假錯案，胡耀邦的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冤假錯案，這三件事都要翻過來，讓歷史有個公正的評價。

採訪記者：石濤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