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新京報》的一篇報導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報導稱，
在5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部長李立國透露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那就是中國將改革現行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他特別強調，政治、人權類社會組織在登記管理上是平等的。
現有「民間組織」多為官辦機構
最新的數據顯示，中國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5.75萬個，這個數據應該會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因為在中國，獨立的社會組織缺少獨立運行的政治空間。可想而知，在數量如此龐大的社會組織當中，每個組織都或多或少帶有官方色彩。諸如紅十字會和作協、足協這樣的組織就是典型的官辦機構。
結社自由是中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合法權利，然而，這項權利早就被官權剝奪殆盡，任何未經許可的組織都會被官方視為潛在的威脅穩定因素，即使一些民間組織已經獲得官方許可，只要沒有按照官方的意志運行，也會遭受被取締和打壓的厄運。
民間政治、人權組織被視為洪水猛獸
當然，不同類型的民間組織所面臨的風險也有所不同，如果是與政治、人權無涉的民間組織，相對而言比較容易生存，在有一定社會關係的情況下，也容易獲得官方許可。而民間的政治和人權組織則完全不可能成功註册登記，不僅如此，參與者還會被嚴懲，中國民主黨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遭遇便可以證實這一點。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曾公開指出，倘若以是否在民政部門註册登記為標準，那麼，人數已經逾8千萬的中共顯然也屬於非法組織。的確，沒有誰能看到中共在民政部門註册登記的文件，在民國時期，雖然中共在一開始作為地下黨遭到國民黨的打壓，但國民黨自始至終沒有將其定性為非法組織，中共最終有了跟國民黨分庭抗禮的機會。
或許是因為中共自身的經歷，使得這個政黨對於民間組織有著極大的不信任，尤其是政治組織，即使哪個政治組織是真正尋求民主的，也同樣會被打入另冊。在新的歷史時期，人權成為熱門領域，一些人權組織也應運而生。然而，中國當局對這類組織也極為忌諱，認為其別有用心，所以，我們迄今為止看不到一家民間政治組織和人權組織得到民政部門許可。
開放社會組織登記並非政改訊號
早在去年11月份，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曾表示，要放開社會組織的註册和管理，凡是社會組織能夠「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給他們。雖然半年過去了，但在這方面，廣東並未出現令人期待的景象。如今，民政部負責人重談開放社會組織註册登記，並特別強調不排斥政治、人權類組織。這讓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跟此前溫家寶多次提及政改以及趙紫陽被解禁、「六四」圖文重現國內網路等情形聯繫起來，認為是又一政改訊號。
改革現行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制度，允許政治、人權類民間組織註册登記，絕不是民政部所能決定，真要改革，必須得到中央高層的許可。民政部屬於國務院下屬的部委之一，溫家寶對其有直接的管理權，所以，此舉至少得到了溫家寶的肯定。當然，因為高層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已經是集體決策，所以，同意改革的應該不止溫家寶一個人。
跟汪洋此前的相關提法一樣，民政部負責人能提到上述改革，顯然是一大進步，但是，這種改革並非全國性的，而是僅限於廣東等少部分地區。可見，在這背後，汪洋做了很多工作，這是汪洋實現自己諾言所走出的一步。據悉，到今年7月份，在廣東等地的非官方社會組織將可以到民政部門直接登記。
有人擔憂這一舉措會導致社會組織井噴，對此，李立國說，直接登記需要經過一個過渡階段，社會組織的成立審查（尤其是超出民政部門業務範圍的社會組織），須向有關部門徵求意見，因此「過渡階段估計不會出現井噴現象」。可見，一切都在當局的掌控之中，李立國所說的「有關部門」顯然包括公安、國安等部門，只要有這些部門在提前審查，自然不會出現井噴的景象，可想而知，一些希望得到官方許可的民間組織到時候仍然無法如願以償。不能真正做到開放註册，顯然也就不能將此舉視為政改訊號。
開放民間組織註册或成引蛇出洞誘餌
在人權狀況依然非常惡劣，法治程度依然非常有限的當下，中國當局的開放社會組織註册讓很多人實在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在毛澤東時期，毛澤東曾一度高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然而，最後的事實證明，那隻不過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在民眾依法上訪或依法申請遊行示威都會被抓捕、騷擾的今天，能否真正做到開放社會組織註册非常值得懷疑。
在薄熙來事件和陳光誠事件之後，不排除中央高層有政改的設想，但是，從宣傳官員執掌敢言媒體、微博管制日益嚴厲、網路封鎖和網路攻擊依然存在、維權人士繼續遭到打壓等情況看，「穩定壓倒一切」依然是當權者的核心執政思維，這種思維不改，即使民政部負責人和汪洋等官員真的有改革的決心，也難免會讓開放社會組織成為一塊看似可以充飢的畫餅和引蛇出洞的誘餌。
作者：劉逸明
責編：達楊
作者簡介:劉逸明,1980年出生於湖北鄂州 。擔任過《中國民營》雜誌社駐深圳記者。現為自由撰稿人，網路特邀編輯。2011年1月被評為鳳凰網2010年度十大寫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