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週年專訪廖亦武：一本書對抗一個國家

（德國之聲中文網）「這雨下得好大。」詩人撐傘擠入車輛後座，手上還拿著來不及吃完的包子，第一句話就是台灣五月雨不停的梅雨氣候。後來在屋裡訪談，問他，旅居烏來觀山望雲，有讓你想起故鄉嗎？他停頓了幾秒後回：「這個氣候跟四川有點像，濕熱濕熱的、那個黏糊糊的氣。」再問流亡者如今家何在？他說，妻小都在柏林，那裡已然是家。

廖亦武，1958年生於中國四川鹽亭縣，是詩人、作家，也是「六四」見證者。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原本對政治冷感的廖亦武憤怒寫下〈大屠殺〉長詩，朗誦的錄音磁帶傳播至中國多座城市。後來他因詩遭罪，入獄4年，期間兩度嘗試自殺。2011年後抵達德國，長年流亡海外。

「六四」之後，他長年以筆批判中國，是中國最不待見的異議作家之一，在西方世界卻屢獲殊榮。1995年、2003年兩度獲得美國「赫爾曼-哈米特人權寫作獎」，2012年獲頒德國人文最高獎「書業和平獎」，是史上第一位獲獎的中國人。

今年4月廖亦武拿到台灣外交部獎學金來台進行寫作計畫，住在雲霧繚繞的溫泉鄉烏來，與老友貝嶺比鄰。即將64歲的他，向我們侃侃而談。

德國之聲：六四33週年，您在台灣會怎麼紀念？

廖亦武：那天（晚上）6到7點，配合貝嶺（出版我的）詩集活動會有一個影片，就是〈二次屠殺〉——寫香港的屠殺，是繼天安門大屠殺後的第二次屠殺——的一個詩歌朗誦紀錄片。我還會現場朗讀〈大屠殺〉這個詩歌。

6月5號，我會和允晨出版商推出《武漢》（Wuhan: Dokumentarroma）的中文版。《武漢》德文版1月26號發表之後，幾乎德國所有的媒體、德語區所有的媒體都報導了，大概兩個多星期就賣了15000多冊。它既談了病毒是怎麼樣來的，也談了一個人，他為什麼在病毒期間回不了家，是一個記錄小說。也談了中國的監控，也談到個人只要是被監控了，最終如果是你議論了病毒從哪裡來，那麼你最終的命運就是失蹤。 

中文出版社他們用了台北前文化局長謝小韞為這本書想的一句廣告詞，就叫「一書對一國」，意思就是說用一本書去對抗一個國家， 這個也是我一直的宗旨。 我一直都是這麼一個作家，對抗獨裁的方式——一本書對抗一個國家。 

德國之聲：您年輕時迷戀美國「垮掉的一代」，後來心態為什麼有變化？

廖亦武：「垮掉的一代」有一本名著叫《在路上》，這個可能你們都知道。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受台灣文化影響，比如鄧麗君，幾乎風靡全中國，也引進了大量的台灣的詩人，瘂弦、紀弦、鄭愁予、余光中、商禽老一輩的那些人；我們當時是很少的那一部分人，我們通過也是地下的渠道，接觸到金斯伯格的《嚎叫》、也讀了《在路上》，瞭解到他們那個時候的生活。 

我當時接觸到第一個老外——我們當時是一個小城——就叫戴邁河（Michael Martin Day）， 就是這本詩集（《屠城：廖亦武詩選》）的翻譯者。 他到我們家，當時帶了一個小盒子， 我當時不知道那個就是大麻的菸絲。他就是一個典型的嬉皮士，就在那兒邊喝酒邊跟我們，在我家住了十幾天。我就隱隱約約覺得它有一種吸引力，因為我老是跑來跑去，都不知道幹什麼，但是那個可能就是精神上的一種毒癮吧。

那個時候有一個地下流傳的磁帶，一面是金斯伯格他親自朗讀的《嚎叫》，一面是龐德的朗誦，一面大鼓「鏘」地開始，當時覺得很厲害。

我當時是很有名的詩人，得過20多個國家的詩歌獎，但是我心裡面就向往那種生活，當時面向的當然是朦朧詩啊，但是我們就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後來1989年發生的學潮，我們當時是在北京，但是我們就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有好幾個詩人都在北京，我們就是號稱不參加群眾運動、就是瞧不起這些遊行的人。

1989年6月1號，戴邁河到我的家裡來，他就帶了一個收音機，天天都在直播。後來從那聲音聽到槍響、慘叫這些，然後那個坦克的聲音、那些西方記者在那拍攝，我還聽到一個西方記者被打中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聽到槍響，正兒八經的槍響，然後在「六四」那天淩晨，朗誦了這個〈大屠殺〉。

德國之聲：是4號而不是3號嗎？

廖亦武：4號凌晨，但是我以為是3號，所以就是說「六三慘案」其實已經是4號凌晨了。在四川的家裡，和後來成為很有名的漢學家（戴邁河）他在幫助我，還有另外一個詩人，我們弄的〈大屠殺〉，後來這個磁帶傳播到20多個城市，很多人翻錄過。

到要判決我那天，好像兩個警察提了一個很大的筐子，裡面全都是各個地方收繳的那個磁帶。當時那個法官就對我說：你是幸好一年半以後我們才把你給抓住，然後兩年零八個月了我們才把你判刑。你當時如果是被抓住的話，你知道你就沒命了那時候，如果是戒嚴部隊踹開你的家門。你應該感到很幸運。

德國之聲：現在為了什麼而寫作？

廖亦武：現在還是有這種憤怒的衝動。我也是個時代的錄音機，為自己、也為想瞭解真相的這些讀者們而寫作。我可能是在西方擁有最大讀者群的作者，我覺得憤怒和記憶這是使人健康的一種東西。而且你要確信，只有你是作為一個職業作家才能幹這個事情，你不能夠要求每一個 人、每一個普通人都能。

德國之聲：六四33週年，您怎麼看心境上面的變化？

廖亦武：我心境，如果你們來看我現場的朗讀就知道了，我的憤怒仍然是很年輕的。憤怒它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消除，可能有的人會，但我不是這樣的人。看過我書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你要用一本書去對抗一個國家，「一書對一國」的話，你的憤怒如果不是永遠年輕，那你是做不到的。

憤怒對身體很好，那種壓抑才對身體不好，壓抑會導致抑鬱、導致發瘋，但是憤怒，它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我在雲南採訪一個天主教的修女，我採訪她那一年她已經102歲。她提起當年共產黨搶奪了他們的教堂、趕走傳教士，她一個老太太102歲，憤怒地直跺腳。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憤怒，難道就這麼使人長壽嗎？憤怒使人有奮鬥的目標。結果後來，這個老太太活了107歲。（這寫在）在我的《上帝是紅色》的那本書。

德國之聲：這種憤怒有結束的一天嗎？

廖亦武：作家不一樣。像一般的人，他有結束的一天；作家他願意寫在書裡面，他文字裡面會保存這種憤怒。就像我們有些時候看司馬遷的著作，看他的《刺客列傳》，看荊軻刺秦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 我們都能看到當年的那個殺氣，覺得我們的祖先很了不起。如果沒人去寫它，這些就消失在時間當中，但正是因為司馬遷寫了它，這個就保存了下來，所以說憤怒是個很好的題材。

德國之聲：六四過了33週年——特別在中國更不允許紀念——對於中國年輕人來講，也對很多人 來說，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坦克人了，也沒聽過「六四」，你會想跟中國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廖亦武：坦克人站在那兒的時候也是很年輕啊，他很憤怒啊！站在坦克面前。那個其實是中國年輕人最好的一個樣板，如果這樣的人有萬分之一的話，中國就改變了。

我也是，我朗誦〈大屠殺〉的那個時候也非常年輕，但是我去做了。現在的年輕人，如果說你什麼都不想做，那你就是變成奴隸，你就活該。 這不是為別人，這是為你自己，你自己要去拚搏，有的時候是要冒生命危險。生命不在於長短，在於他有價值。 

德國之聲：聽起來，您對中國年輕人是不是有點失望？

廖亦武：我覺得是那種勇氣在退化，因為這麼大的封城、封閉，從武漢封城一下子就封了800多萬人在家裡，到上海封城2400多萬人，它都能夠很順利。

年輕人現在都是想跑路，但是在西方如果你要融合下來，我是知道這些在西方的處境，各國的流亡者都很多，各個國家的年輕人——特別是在柏林——就是很多的。那麼你要在那個地方、在別的國家又要奮鬥，還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年輕時代的那個經驗，也不一定這麼要求每個人吧。

德國之聲：會害怕「六四」被逐漸遺忘嗎？在中國的這種控制之下。

廖亦武：但是有一天在我的書裡面，你能夠看到。比如說《子彈鴉片》那本書，有那些所謂「六四 暴徒」講述他們生活的變遷。他們當時一生當中最輝煌的那個時刻，就是去反抗，反抗坦克、反抗軍隊。就是年輕人，直到他們老年回憶這個的時候，他們也覺得那是他人生最輝煌的一個時刻；也有丁子霖、「天安門母親」蒐集的死難者的名單，也有他們的講述》那麼就說，即使所有人都被遺忘了，但是有一天，他會在一個作家的書裡面查到這些。從《六四・我的證詞》、從《子彈鴉片》這一系列當中查到這些東西。

所以說一個作家總是用他的書籍在對抗獨裁。可能如果是以前的作家，他有一些理由， 就是描寫一種內心的黑暗，揭露人性當中的種種東西，那麼我這種內心的、見證型的作家，就是用他的書籍在對抗獨裁的政權。 

德國之聲：從2011年流亡到德國開始，為什麼是德國？您認為德國人是怎麼看待中國異議人士？

廖亦武：我當時其實沒把我看成一個異議人士，我當時逃出來的時候也覺得德語比較難學，可能英語要好一點。我從「九一一」的前夕就到了美國，待了兩個多月， 那時候是推銷《上帝是紅色的》那本書的英文版。我在美國兩個多月，大概進了上百個教堂，把一輩子的禱告全做完了。

之後我又去澳洲，然後也到了台灣，那個時候蔡英文和馬英九正在選戰。我是2012年1月元旦、第一次到的台灣。那時就在台灣待了兩個多月。後來是因為德國兩次把我給找回去。第一次是我正在澳洲的時候，他們出版社跟我來電話， 說你得了「紹爾兄妹獎」 ，是在德國一個相當重要的獎項，你必須要回來領獎。我當時說實在話，還孤陋寡聞不知道這個獎這麼重要，但是我就回去了，當時是赫塔米勒致的詞， 我一看，評價那麼高，我當時都是非常地震驚。

然後出版社的編輯當時告訴我，你的書上了《明鏡周刊》的排行榜，第七、還是第八，兩個多星期賣了23000多本，就是《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他說，這樣一來你就變得很有錢了。我當時還是沒有動搖我的決心，我還是繼續到一個說英文的國家。

人的執念比較固執，是後來我在台灣的時候，第一是德國的DAAD，就是國家學術中心，他們說給我一年的獎學金，有非常好的待遇。他說一個月是€2,500，提供非常大的房子。後來我就回去了嘛。無論如何，我不會德語，我也要再去住。結果就在DAAD期間，我就得了德國「書業和平獎」。 那年發行的《子彈鴉片》，那個時候我就成了好像一夜之間全都知道的那麼一種人。

德國之聲：您覺得德國人怎麼看待「六四」事件？

廖亦武：「六四」事件我在德國「書業和平獎」的授獎詞，德國之聲全文登載過中文，叫「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當時那個題目連德國總統高克都嚇了一跳，當時楞了一下。從槍殺一個9歲的孩子開始，能對那麼小的孩子開槍，這個國家就沒有合法性。一個非法的國家、非法的帝國持續了這麼多年，所以說它必須要分裂成很多、很多國家，以免對這個全人類造成傷害。 

但現在這個完全成為一種現實了，中國的未來就是必須要分裂，才不會給台灣、給其他周邊的國家、給整個全人類造成危害。如果它是一個統一的帝國的話，現在叫「病毒帝國」我叫它， 現在大家和我都看到了。

幸好現在烏克蘭人還比較厲害，要不是的話，台灣就危險得很。兩個大獨裁者會聯起手來。如果是俄羅斯和普丁輕而易舉地吞併了烏克蘭，全世界也沒有什麼作為的話，下 一步共產黨打台灣很容易的。

德國之聲：如果中國政府有機會邀請您回去，您會去嗎？如果它說，我們保證平平安安讓您回去探望。

廖亦武：我出來的時候，曾經在美國、然後在澳洲、德國都有新華社分會的社長和我談話，說保證我的安全，讓我回去，我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他們。正是因為我永遠都不相信他們，所以今天才能夠站著坐在這兒接受你的採訪。

德國之聲：接下來有什麼計畫？會有想退休的一天嗎？

廖亦武：我接下來的計劃還是寫作出版、出版寫書，這個就是做了一個作家的工作。作家有什麼退休的。哪裡有退休的作家，你給我舉一個例子（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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