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家主義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

繼3月4日十屆四次人大會議開幕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之後，財政部6日的預算報告做出承諾，2006財年全部「三農」財政支出將達3397億元人民幣，約佔全年財政支出的15％。儘管這些支出將如何分配和使用尚不清楚，但是中國政府同時提交人大審議的「十一五」規劃草案中，提出了幾項具體建議，新農村運動的輪廓也大致浮現出來：

1. 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未來五年中央財政支出1000億元，用於鄉村公路網建設，並以沼氣設施為重點，改善鄉村人居環境；

2. 改革農村稅費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強化縣一級、弱化鄉一級財政職能；2006年起停徵農業稅，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2007年起取消全國範圍的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3. 擴大農村合作醫療，並在2010年前投資200億建設鄉村衞生室和文化室。

自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1999年提出「新農村運動」以來，這些內容基本代表了林毅夫等「農村派」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即大搞農村公共設施建設、以中央財政為主、削弱鄉級政府和財政。

國家主義與合作社發展

在中國農民普遍對地方吏治敗壞、農村社會環境惡化不滿、同時對中央政府尚存信心的情勢下，這一由中央政府主導的「運動」也受到時下在北京政、學屆圈內頗為時髦的「國家主義」分子的歡迎。北京大學比較政治教授、農村問題專家、國家主義者潘維，日前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表示，只有（中央）政府主導才可能進行成功的新農村建設。

針對中國現行行政體制是否有能力執行這一「運動」的疑問，潘維說，雖然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存在普遍渙散的問題，但是一旦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一項政策，還是能夠成功的，這由1949年以來中共建立的深入到鄉村的、大規模動員體制所保證，也為世界各國現代化過程所證明。

他還反駁了中國另一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等提出的、依靠發展農村合作社進行鄉村建設的思路。潘維認為，合作社在中國農村的普遍發展尚存很大困難。他說，儘管中國政府在過去20多年並未放棄鼓勵集體經濟、農村合作的發展，中國農民根深蒂固的一盤散沙式的自我主義難以促成合作社的有效運作，這與韓國或者日本農民存在很大區別，也是中國政府主導介入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因。

表面工程落笑柄

記者日前在中國東部進行的調查中也發現，比如在浙江義烏地區試點的新農村建設中，儘管財政富裕的地府政府先行投資、大肆宣傳，但在鄉間卻落得一個「穿衣帶帽工程」的笑柄。當地政府只滿足於為農民粉刷房屋、修路，做盡表面工夫，跳不出以往「政績工程」的窠臼。

贛州模式

另一個試點即贛州也曾是國民政府時期蔣經國的模範鄉村，其模式也為本周中國發展委主任馬凱的講話所證實，即新農村建設投資採取中央、地方、農民各掏三分之一的模式，平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中國農民，能否經受、或者是否願意進行再一次的「集資動員」，儼然成為決定新農村運動的成敗關鍵，也是檢驗中國時下國家主義潮流的最好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