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化自信与中国历史的再次书写
不管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有可以与美国和西方抗衡的国力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大国的自信和希望。“大国崛起”光有经济上的实力还不够，还需要文化上的自信心的重建。在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与西方相比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落后是否是因为文化传统造成的，也是个百年争吵不清的话题。于是，当中国觉得有了作为一个大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资本时，就希望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解说关系。
中国的大国意识和被引以为骄傲的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民族”意识使得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精英阶层不甘心全盘西化，而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精英阶层，他们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和身份认同资源。对于中共政治改革来说，对传统怎么解释并不重要，可能甚至最后向西方价值观趋同，但重要的是打着从传统中来的名义。受到官方鼓励的“美女学者”于丹带动的“论语”热，反映的就是上至庙堂下至草根的用“中国正宗”演绎现代性的热切愿望。
并不能说在体制内议政的知识分子就自动成了“政府智囊”，但是中国传统中谋士、说客、谏言的书生议政传统即使在八九民运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中断。八九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不妥协的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或者流亡海外，或者在中国被边缘化。自由派异议知识分子的被排斥并没有妨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传播，特别是适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左”的和“右”的思潮提供了便利的民间传播和交锋渠道。虽然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受检查和封锁最严密的网络，但这并没有扼杀各种超越官方规定轨道的思想发出声音。
另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也是中共认同的对时代的特征表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被赋予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对于“文科类”人才的重用是胡温时代的一个精英选拔特征，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以“工程师治国”为特色的技术官僚时代。现今在中国最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他们一般都受到过西方学术训练，能用去政治化的语言与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他们的工作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的一个汉化，通俗地比喻便是“应用软件的汉化”，一方面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描述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新话语体系，尝试发掘和提供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里将之比喻为“操作系统的汉化”或者开放出“纯中文操作系统”。
“汉化”赖以的资源主要来自历史和文化传统。草根大众的网络“恶搞”和通俗文化的“戏说”历史剧在消解官方书写的历史，而易中天、于丹等历史新解通俗讲座顺应了对中国历史再认识与再书写的大众需求，“走向共和”则是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以“正说”历史的方式颠覆官方史观。“冰点”事件的起因也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以“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向官说历史发难。如何解读历史，就看你是如何解读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