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称，
在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将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他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
现有“民间组织”多为官办机构
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这个数据应该会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中国，独立的社会组织缺少独立运行的政治空间。可想而知，在数量如此庞大的社会组织当中，每个组织都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色彩。诸如红十字会和作协、足协这样的组织就是典型的官办机构。
结社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然而，这项权利早就被官权剥夺殆尽，任何未经许可的组织都会被官方视为潜在的威胁稳定因素，即使一些民间组织已经获得官方许可，只要没有按照官方的意志运行，也会遭受被取缔和打压的厄运。
民间政治、人权组织被视为洪水猛兽
当然，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所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如果是与政治、人权无涉的民间组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生存，在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也容易获得官方许可。而民间的政治和人权组织则完全不可能成功注册登记，不仅如此，参与者还会被严惩，中国民主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遭遇便可以证实这一点。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曾公开指出，倘若以是否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为标准，那么，人数已经逾8千万的中共显然也属于非法组织。的确，没有谁能看到中共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文件，在民国时期，虽然中共在一开始作为地下党遭到国民党的打压，但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将其定性为非法组织，中共最终有了跟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机会。
或许是因为中共自身的经历，使得这个政党对于民间组织有着极大的不信任，尤其是政治组织，即使哪个政治组织是真正寻求民主的，也同样会被打入另册。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权成为热门领域，一些人权组织也应运而生。然而，中国当局对这类组织也极为忌讳，认为其别有用心，所以，我们迄今为止看不到一家民间政治组织和人权组织得到民政部门许可。
开放社会组织登记并非政改信号
早在去年11月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表示，要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和管理，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虽然半年过去了，但在这方面，广东并未出现令人期待的景象。如今，民政部负责人重谈开放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并特别强调不排斥政治、人权类组织。这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跟此前温家宝多次提及政改以及赵紫阳被解禁、“六四”图文重现国内网络等情形联系起来，认为是又一政改信号。
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允许政治、人权类民间组织注册登记，绝不是民政部所能决定，真要改革，必须得到中央高层的许可。民政部属于国务院下属的部委之一，温家宝对其有直接的管理权，所以，此举至少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当然，因为高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已经是集体决策，所以，同意改革的应该不止温家宝一个人。
跟汪洋此前的相关提法一样，民政部负责人能提到上述改革，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改革并非全国性的，而是仅限于广东等少部分地区。可见，在这背后，汪洋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汪洋实现自己诺言所走出的一步。据悉，到今年7月份，在广东等地的非官方社会组织将可以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有人担忧这一举措会导致社会组织井喷，对此，李立国说，直接登记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尤其是超出民政部门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须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因此“过渡阶段估计不会出现井喷现象”。可见，一切都在当局的掌控之中，李立国所说的“有关部门”显然包括公安、国安等部门，只要有这些部门在提前审查，自然不会出现井喷的景象，可想而知，一些希望得到官方许可的民间组织到时候仍然无法如愿以偿。不能真正做到开放注册，显然也就不能将此举视为政改信号。
开放民间组织注册或成引蛇出洞诱饵
在人权状况依然非常恶劣，法治程度依然非常有限的当下，中国当局的开放社会组织注册让很多人实在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曾一度高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民众依法上访或依法申请游行示威都会被抓捕、骚扰的今天，能否真正做到开放社会组织注册非常值得怀疑。
在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之后，不排除中央高层有政改的设想，但是，从宣传官员执掌敢言媒体、微博管制日益严厉、网络封锁和网络攻击依然存在、维权人士继续遭到打压等情况看，“稳定压倒一切”依然是当权者的核心执政思维，这种思维不改，即使民政部负责人和汪洋等官员真的有改革的决心，也难免会让开放社会组织成为一块看似可以充饥的画饼和引蛇出洞的诱饵。
作者：刘逸明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刘逸明,198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 。担任过《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网络特邀编辑。2011年1月被评为凤凰网2010年度十大写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