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平取代愤怒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想先从我和长平少有的共识开始：我支持他所发出的中国应有更多言论自由的呼吁，也认为关押那些想公开纪念六四受难者人士的这种做法是错误和有害的。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持这种观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的著作的中文版在中国被严格审查，所以不得不在香港推出未被删减的版本。

但是，我还是努力不让我自己仅仅因为本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变得不公平。这也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看法不同的地方。在我所成长的司法体制中，哪怕是罪大恶极的大规模屠杀者都有他属于自己的权利。这是我深信不疑的价值，也希望这一价值能尽可能深的植根于中国。比如说，当一位法官在取证结束后判定一次杀人案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蓄意谋杀的话，那么这起谋杀起诉的结果就会变成对过失杀人的判决，无论这样的结果对于受害者亲属来说有多么的难以接受。但如果因此指责法官偏袒案犯的话，就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消息来源无法歪曲历史

以这样的立场，我应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的请求，阐述了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以及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同中国领导层的对话。因为这些和长平所提的那些一样，也许是评价六四事件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消息来源。现在，我被指责"歪曲中国历史"，仅仅因为他不认同这个消息来源的内容。这尤其说明了一点：他对正义和公平的理解与我不同。他确确实实认为，我"按照西方对法治和公正的理念"来区别对待"一时失足还是有意为之，个案还是连环案"以及"避免集体判决"的看法是"不可接受的"。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这次小小的辩论还是有意义的。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和我的立场有什么区别：是的，我确实认为我们不再搞"连坐"是件好事。

专栏作者泽林

长平傲慢地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成是"自称的邓小平的好友"，这样的做法更多地刻画了他自己，而不是施密特。我可以向他保证，这种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而且，施密特从来没有像长平轻率断言的那样为那次镇压"辩护 "。他尝试解释它，就像夏伟（Orville Schell）在不久前的六月四日当天在一次德国之声的采访中讲述一样。夏伟亲眼目睹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他也绝对不会有亲共的嫌疑。不过他所得出的结论还是，广场上的民众"受一股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浪潮的驱使"，"直到失去了对现实的认识，不能意识到事情究竟能发展到何种地步……示威活动的领导者最后失去了对那次运动的控制。"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来源，能够让人更加区别看待当时的事件。

东德政治人物拜访北京确有后果

我也不同意长平关于六四对89年东德自由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和他不同，我不确定当年莱比锡示威者的正确立场是否足以说服当时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不用坦克对付民众。东德政治人物在北京得到的关于六四后果的个人印象，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对此，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说我的看法对当年东德示威者"极不公平"，让我无言以对。

面对这样的混杂局面，几乎已没有必要再强调我从来没有"以全知全能的姿态""为六四定性"，而是再三呼吁每个想就此发言的人都应该有发言的权利。但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9显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时失足。虽然六四确实很糟糕，但在文化大革命过后的近40年里，它幸好还只是一次个别事件。在1976年之前的40年中，许多更糟糕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有鉴于此，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时段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时段的区别比它们的共同之处要大得多。所以，对于长平所提出的（中共统治）"系统性延续"的说法，我只能部分认同。

在现代中国进行洗脑？

他的文章加强了我就西方片面报道所导致的后果发出警告的决心。这会阻碍澄清真相的本意，因为它导致各方的战线变得更加强硬。我愿意再次说明我的意思：像"共产党成功洗脑"这样的标题，或者类似"人民前所未有的被洗脑了"，以及"全体人民被迫失忆"的评论完全夸大事实，就像其它许多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一样。

且不说许多毛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所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配的上洗脑的说法，问题是：在一个可以自由旅行，并且虽然需要面对重重阻碍，但仍然能接触到全球多元化观点的国家中，如何进行洗脑呢？长平说"媒体被封口"，互联网被"严防死守"，甚至连与"六·四"这一日期有关的隐语、联想都不准说出。毫无疑问，他说的完全正确，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面：通过VPN，人们能够轻松而廉价地绕过审查。

许多中国人希望忘记

如此一来，人们就算在6月4日这一天也能够了解到国际媒体对此事的相关报道，其中也包括流亡华人运动的立场。许多人没有关注他们的立场，不仅仅与审查有关，其中必然还有其它的原因。原因之一就是长平最关键的一个错误判断："人们希望公布真相。"

遗憾的是，人们也很想要遗忘。在中国经常能听到"让下一代讨论六四"的说法。遗忘也是人们不可被剥夺的一种自由。就像不能禁止纪念一样，人们也不能禁止遗忘。我们应该、也允许就拒绝遗忘展开讨论。只是在中国，购物消费比回忆糟糕的时代更有诱惑力，而这一点可能比世界其它地方更为突出。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翻译：任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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