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了“五不搞” | 北京观察 | DW | 1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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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察

超过了“五不搞”

年初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因为“两会”换届,一直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会后中宣部有关会议精神的口头传达,引发谣言四起。近期中办9号文件,揭示习近平对思想和媒体的控制,超过胡锦涛,退回毛泽东。

南周事件中的示威者

南周事件中的示威者

今年1月3日广州发生了震动中外的“南周事件”。次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管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因为习近平和其他常委都没有参加,舆论对中共今年的这个例会关注程度并不很高。新华社发了篇千字电讯,主要对刘云山的讲话做了报道,其余一笔带过。

“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

这位来自内蒙古的中共意识形态大佬,担任了胡温一个时代,整整十年的中宣部部长,一向以官话套话见长,至今竟然没有一篇讲话可以作为当中宣部长的“代表作”,都没有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2008年7月26日,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带头批判普世价值。时隔5个月,2009年《求是》第1期,发表刘云山2008年12月25日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顾与展望》,这个座谈会是为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而召开的。刘云山在文中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好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这些话当时都被看做是刘云山对陈奎元的“跟风”,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相呼应。

China Kommunistische Partei Kandidat zum Politbüro Liu Yunshan

掌控“喉舌”十年之久的刘云山

在习近平新政进入半年之际,重新审视宣传胡锦涛时候的刘云山,相比之下,未免感到当时对他还真有些“小题大做”。

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是一个转折点,是胡锦涛时代向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的转折。而刘云山今年的讲话,虽然至今还没有全文发表,但是根据新政之下意识形态的惊人变化和管控媒体(包括网络)日趋严厉的走势,他的讲话可用“囊锥露颖”来形容,不仅超过陈奎元,而且也只有陈奎元这样的党内大左派才会为他热烈鼓掌。

“要树立政治意识”与“三爱”

新华社报道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中强调“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政治意识,对于党的基本政治路线、重大原则问题、重要方针政策,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观点、坚定的态度。”

“要树立政治意识”是否仅仅指其后边的六句话,既江胡时代就耳熟能详的“与中央保持一致”呢?

两会之后,中宣部向中央和各省媒体口头传达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3月29日西安中华主流文化网贴出“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的网文,由某省参会者提供。内容共五条:1,必须坚持“喉舌论”,;2,必须坚持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与特色理论;3,“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人员”;“不换立场就换人”。4,对媒体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媒体人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坚持客观真实性原则,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成天全版面报道负面东西,对正面的却视而不见。5,加强党对媒体舆论的领导,要从培养新闻人才抓起,凡有“新三反”倾向的不准在高校教授新闻专业。

这5条,条条触目惊心。左派网站隆重转载,并予以盛赞。自由派人士则发出尖锐的批评。争论在网上激烈进行。

Demonstrators gather outside the headquarters of Southern Weekly newspaper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January 7, 2013. Scores of supporters of one of China's most liberal newspapers demonstrated outside its headquarters on Monday in a rare protest against censorship, calling for the resignation of the provincial propaganda chief. REUTERS/James Pomfret (CHINA - Tags: POLITICS CIVIL UNREST MEDIA)

年初的南周事件引发连锁反应

4月10日,香港两大喉舌大公报、文汇报同时辟谣:根本没有召开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新三反”运动的说法系编造谣言,无中生有。

仅隔一天,11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全国记协副主席任贤良,在《求是》旗下的政论杂志《红旗文稿》撰文:《统筹两个舆论场凝聚社会正能量》,该文真像是要发动“新三反运动”的檄文,杀气腾腾要规制新媒体,占领舆论新阵地。新华网、人民网、及门户网站均予以转载。任贤良将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和传统官媒分别作了敌我定性。他认为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事实上瓦解了中国政府“不准私人办媒体、禁止异地监督”的规定,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微时代”。“个人媒体”的言论行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其影响力不亚于一份报刊、一家通讯社。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一些势力“操纵”网络舆论,编造政治“谣言”,恶意抹黑党和政府形象,瓦解党的执政根基。他将“南周事件”,定性为“公然挑战党的新闻管理制度”。呼吁网络审查官员严管社交媒体上的知名爆料人、微博大V,“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并“转化、扶植和培育”一大批理解、认同、赞成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领袖”,(外媒点明就是“五毛”),通过他们来影响网民、引导舆论。

任贤良文章重新激发网络对“新三反”的认定和抨击。12日开始网络完全乱了套,张宏良、任贤良、张鸣、“新三反”、“汉奸”、“公知”|还有@作家崔成浩,不是被封杀,就是被追查之列。“谣言倒逼真相”,2012年即成为中国网络神话。中宣部不得不出来澄清没有说过“新三反”,只提出“三爱”:“爱党、爱国家、爱民族”。“三爱”才是刘云山提出的“要树立政治意识”的重要内涵。此时又出问题了,有人“不爱”怎么办?那不更证实了要“新三反”吗!

人民日报有名人传出,报社领导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就明确传达了“新三反”,算是龙头老大的不二发挥。

Straßenverkehr in Peking

真假难辨的“习打的“新闻

4月19日,全世界的媒体都惊呆了,专门“辟谣”的香港大公报,竟然造出“高”得不能再“高”的假新闻:“习打的”。

多维网像是呼吁,又像是“抽签”:“事到如今,是该超越左右桎梏的习近平出手的时候了!”

中办9号文件揭开“庐山真面目”

4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下达县团级,内容是《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中办文件级别仅次于中共中央文件,但是需要全体常委签字,已经不是刘云山一个人的事。

该文件分三部分:一,情况;二,问题;三,对策。

情况主要是总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成绩,“成功弘扬了十八大精神”,“宣传报道了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展现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励精图治的良好作风和形象。”“获得党内外好评如潮,令干部群众群情振奋。”“大力宣讲了‘中国梦’”。

新华社报道刘云山讲话提出了“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究竟提出和直面了哪些问题?看来比较网文披露的中宣部有关会议“精神”的口头传达,更为怵目惊心。主要有以下诸多方面的问题:

民主与宪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普世价值,核心是排除党的领导,让党让步。

公民社会,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西方新闻观念,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搞公开化,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搞乱社会。

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历史问题,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突出表现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

歪曲改革开放,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之后,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第三部分对策。

一, 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

二, 要展开全民教育。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三, 加强党对媒体的领导,要提高条条块块负责制,出了问题要追查到个人。

China Präsident Xi Jinping

习近平对舆论的监控会更严?

习时代超过“五不搞”

胡锦涛时代最受诟病的是吴邦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五不搞”,一大批看了《纪要》的媒体领导人,评价这个《纪要》已经超过“五不搞”。中国政治改革根本无望,经济改革也不会有,因为政治改革是一切改革的瓶颈。80年代胡赵改革是在一切领域放权让利开始的,而习近平不仅要维稳,还要加强党在一切领域的领导,结果只能与改革背道而驰。单纯追求GDP增长、翻番,社会矛盾、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代价不但不会减弱,反而要在临界点继续恶化。国内人口红利,国际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正在急速消失,原材料价格猛涨,社会学家孙立平说“低成本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迎来一个高成本发展的时代。”

《《纪要》反映出最严重的问题是观念陈旧,比较胡温退步的还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几十年,胡温起码坚守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没有现代理念的领导人,一定不具备领袖的眼界,如何能应对一个高成本的发展?
呜呼哀哉!中国!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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